2011-02-23 同舟共进杂志社

很有朝气,很有锐气,很有勇气

 

广东广州 李昭淳(政协广东省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原馆长、研究馆员)我对《同舟共进》的评价是“很满意”,一句话:你们很有朝气,很有锐气,很有勇气!2010年的封面、版式设计和印刷质量可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劫”》、《清朝:被既得利益集团拖垮的王朝》、《南海:利之所系,焉能不争?》、《南海角逐宜顺势而为》、《关于三峡大坝的思考》、《公祭刘光第:哀荣背后的玄机》等是这一年的佳作。希望2011年的专题策划能增加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中共成立90周年的内容:纪念辛亥革命,要反思“革命”带来生灵涂炭的教训;纪念中共成立90周年,要反思随时存在的危机,时不我待。另外,建议增加对大清错失政改良机导致覆亡的研究成果,以警示世人。(20101211日)

 

2010年封面改版获读者肯定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赵彦铮(民盟内蒙古区委原宣传部长、代秘书长,民盟中央学委会委员、内蒙古统战学会理事)贵刊是我多年一直订阅的杂志,越读收获越多,同时我还将一些好文章推荐给文友,如关于陈独秀、蔡元培、张东荪、林希翎等历史人物的文章。每期的重点文章我还要做摘要。

贵刊2010年对封面设计的改革是成功的,用真人真景反映历史与现实,朴实大方,与贵刊的性质和主旨相吻合,观之引发思考。甚至可以说,这本身就是一篇政论文章。但有些封面图片,未在目录中注明是什么人、什么场景,如第511期是何人,第12期是何地。我认为封面设计最好的是第2341112期。但第6期将季羡林与李大钊、胡适、鲁迅、顾准并列作为文化思想大师是欠妥的。那四位在世时并未被封为大师,却为历史所公认,季在世时荣誉多多,却是被捧红的。第2期将孙中山、刘少奇与普京并列,不知出于何种考虑。

我建议新一年里,贵刊可对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作一专题讨论。谈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从这两个根本制度的改革着手,才算抓住关键,希望今后能发表有关这个主题的好文章。本人作为民盟成员,且有10多年的党派专职工作经历,对多党合作问题曾写过几篇文章,条件允许时,也可能会参加这方面的探讨。另外,我还希望刊物能增加有关建国初期政治运动史实与评价的文章,特别是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等。近来网上评论土改成为热点,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30年前的《历史问题决议》必将被新一波思想解放所突破,形形色色的“凡是”枷锁,也势将被冲破。(20101215日)

 

辽宁本溪 李兴濂(本溪市政协第九届委员,本溪县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贵刊已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及广大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成为了解中国现实及历史重大问题的窗口,几乎到了非读完不可的程度。2010年里,贵刊坚持前沿、新锐;敢于说真话、实话;敢于反思历史、直面现实;敢于在盛世中发出危言。此外,你们开掘历史,使读者明了曾被隐蔽的真相;聚焦现实,发现人们关心关注、却未必敢于公开议论的社会问题。贵刊评论大胆、观点鲜明、立场清晰,特别是在中国改革进入“三峡”之际,迫切需要继续扬帆远航之时,更是成为呼唤改革、推动改革的一面旗帜!

刊物自2010年封面设计改版以来,紧扣内容,与所策划的专题相连,与关注的焦点一致。版式设计俱佳,无论是标题、专栏、页眉、字体还是字号、色泽、插图,都让人觉得顺眼、自然、耐看。印刷质量上乘,纸张装订、校对都比国内刊物要好得多。

2010年的“专题策划”紧扣现实焦点,2011年更要紧密贴近现实突出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迫切需要解决的如教育、医疗、住房、就业、拆迁、上访、政法体制改革、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问题等。还要涉及中国外交问题。此外我建议是否可以增加一个类似“百家之言”的栏目,让大家有个畅所欲言的地方,发表不同见解,可摘抄观点,要短、精、独到,吸纳更多的读者参与。还可多介绍外国的先进制度,放眼世界,使人开化;多挖掘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事件真相,不要让人至今还蒙在鼓里。(20101225

 

为“民富”新思路鼓与呼

 

广东广州 董天策(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本刊特邀审读员)近年来,“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已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时代课题。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认识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政策问题。20101027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全文公布。规划要求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这表明我国的发展理念将开始历史性的转变:在“国富”的同时,开启了“民富”的新时代。

以民生为本,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和最高目标,给广大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是中共中央对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富”与“民富”关系所给出的明确政策导向。当然,要把规划的政策导向变成现实的治国之策,是一个艰巨的改革过程,需要进行广泛的理论研讨与舆论动员,才能凝聚充分的社会共识。《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推出“民富:中国新思路”的专题策划,可谓正当其时。

吴敬琏指出,导致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两者都和政府权力有关。因此,要使老百姓富起来,走向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当然要靠经济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建设法治国家。这是经济学家的论断,法学家的见解异曲同工。江平指出,“国富”和“民富”的关系,应当建立在“民富”为基础的前提下,只有民富了,国才能富。过去常讲“大河有水小河满”,现在应倒过来说,“小河有水大河满”。要“富民”,首先要使经济增长率和普通老百姓个人感受到的财富增长率相等,甚至使个人的财富增长率提高更明显;其次要使贫富差距大幅度缩小。同时,在法治上要保护私有财产,防止公权力滥用,防止公权力对私权的侵犯。

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富民”传统,这是为什么?十年砍柴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本原因就在于,无论是西周确立的“封建制”,还是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的“秦政”,“从来没能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财富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特别是官府手中这一痼疾”,“庶民的权利几乎没有制度性保障”。可见,“没有公平的制度,无法使‘民富’,也无法进一步‘国强’”。

那么,当前应如何切实推进“民富”的发展新思路?刘军宁呼吁:“再穷不能穷百姓,重税治国不可行。”“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用重税剥夺,不在于权力主导的再分配制度,而在于限制权力”,陈志武认为:“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从而国富转变为民富也只能是一种愿望。”改革的路径,“第一,当然是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这是最直接约束征税权、政府管制权的无限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国民权益基金中……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虽是书生之论,却也自有道理。丁学良也指出,进入1990年代后,中国的“民富”目标越来越边缘化,不仅产生了“三无问题”,即无地的农民、无房的城镇居民、无业的各类人,而且产生了“三富三穷”问题,即“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中国现在不是钱的问题,而是钱怎么花的问题”,“该对贫困者进行制度性补偿了”。

这一期“议政论坛”、“焦点关注”甚至“舟边絮语”等栏目的一些文章,也与专题形成了呼应态势。狄马的《小河永远高于大河》与江平的见解不谋而合。安立志的《商鞅改革的启示》告诉人们,“商鞅重敛天下,以充府库,发动战争,谋求霸权的思路,只能使秦国强盛于一时,却不能保证‘始皇’于万世”。所谓“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其启示意义令人三思。奚广庆《不要给民营经济扣帽子》指出,当代中国民营经济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应当坚定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础,不断推进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共同发展。许耀桐在《政治建设的规划不可或缺》中指出,“‘十二五’规划不应忽视和遗漏‘政治建设’问题,而应增添‘政治建设’的部分和具体内容,就我国未来关键的一年如何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与其他‘建设’相适应相匹配的规划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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