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6-08 薛 涌

快去美国抢廉价博士

      

 

在当今这个知识经济日新月异的时代,知识的价值随行看涨,乃至在全球“大衰退”中,大学依然爆满。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处于象牙塔顶端的博士,却长期挣扎于风雨飘摇之中。

目前的发达国家,正向高等教育全民化方向发展。博士学位是在大学教书的基本资格,培养起来时间长、成本高。按说,大学的扩张,理当使博士供不应求、奇货可居了。但最近40年,博士几乎面对着最糟糕的就业市场。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Louis Menand不久前的著作《市场中的思想》指出,在英文这个领域,一半的博士生半途辍学,另外一半最终拿到学位的人中,只有一半拿到正式教职。在教育系,情况也大同小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拿到学位5年后依然还是“临时工”的博士比例,在斯洛伐克为60%以上,在比利时、捷克、德国、西班牙超过45%。在奥地利,1/3的博士毕业后改行。在德国,13%的博士最后不得不在低端的行业就职。这个比例在荷兰则高达2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原因还在于市场的供求:战后西方国家博士生产的增长,远远高于大学扩张的速度。

博士过剩,早在1970年前后就已非常严重。在1945~1975年间,美国大学生人数增长了500%,刺激了对大学教授的需求。但是,研究生人数的增长,在同期内达到900%。博士过剩也主要是这一过程的产物。1970年代以后,美国大学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由于博士课程周期比较长,很难根据这种变化进行及时调整,使过剩的博士不断堆积。同时,大学教育不断普及,学生的兴趣也日益平民化,更倾向于实用的领域,如商科等,选文理学科的人数大大下降。美国历史学会的数据则显示,在1970年代期间,虽然本科生的数量大体稳定,但历史学学士的数量下降了56%。选修文理学科的人数减少,对大学英语之类的基础课并没有影响,毕竟这是所有学生都需要修的。但是,稍微专门一些的课程,比如莎士比亚、中世纪史等,就没有足够的学生,最终使教这些课的英文、历史的博士成为剩余。学校只能对相应的职位进行削减。可见,文理学科在1970年就已出现严重的僧多粥少的问题。自此之后,即使能够迅速控制“僧徒”的数量(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控制),“粥”的供应量仍在急剧减少。

其他领域的危机也相当严重。心理学和生命科学是仅有的两个自1970年以来本科人数增加的文理的学科。但哈佛的劳工经济学家Richard Freeman根据2000年以前的数据对生命科学领域进行了估测:即使教职以每年5%的速度增加,也只有20%的博士生能够找到教职。Andrew HackerClaudia Dreifus最近出版的新书则揭示出,20052009年间美国有10万新博士,但新的大学教职则仅有16000个。甚至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博士过剩问题并不太严重的国家,2007年也产生了4800个新博士,但新教职仅有2616个。

这种供需失衡,自然造成了博士的廉价,不管人们对博士头衔是多么尊重。一般的大学教授,一年上五门课左右,在研究型大学则仅教四门,并有定期的学术休假。虽然工资不高,但拿到终身教职后即无失业之忧,倒也优哉游哉。但那些拿不到正式教职的,只好当兼职教授,实际上就是高校的临时工。有时教一门课仅挣3000美元,一年教10门才3万美元,还不到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薪,并且大部分没有医疗保险,动不动就会失业。理工科的博士,则在找不到教职后去当博士后。美国实验室里的博士后,其实就是高科技领域的“民工”,收入往往还赶不上汽车司机。在加拿大,80%的博士后税前年收入不足38600美元,相当于一个建筑工人的平均工资。

Bernard Casey在《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学刊》上发表一项针对英国的研究揭示,与那些能上大学而没有上的人的收入水平相比,学士学位平均会带来14%的额外收入,博士学位则会带来26%的额外收入。这看起来相当高。但是,一个哪怕是仅需要一年即可完成的硕士学位,带来的额外收入就高达23%,和博士学位相差无几。在数学、计算机、社会科学、语言等诸多领域,博士的收入水平比起硕士来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在工程技术、建筑、教育等领域,硕士比博士挣得多。只有在医学、商学、金融和某些科学领域,博士的收入优势才比较明显,使博士学位比较“值”。所有学科加起来,博士比硕士的收入仅多3%

这区区3%,与为获得博士所投入的时间相比,无论如何也无法使博士得到相当的经济回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越是找不到工作、经济回报越低的博士,年头熬得越长。比如,作为律师行业敲门砖的法学博士只需要读3年,医学博士读4年,但人文学科的博士平均要9年。伯克利的一项研究更具体:19821985年间英文系的博士,中位年份为10年,其中有1/3的学生用了11年才拿到学位,这还不算其中的停学时间。皓首穷经已成了常规。

西方国家虽然不是“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但博士毕竟是最高的教育头衔,博士多是学业出众、智商较高的群体。让这么多绝顶聪明的人苦读10年,最后学非所用,无疑是巨大的浪费。所以,近20年来,高等教育界一直在讨论博士过剩的问题。可惜,结果还是歧见纷纷,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

最常规的一种分析是遵循经济模式,认为博士的培养遵循着中世纪的行会作坊中的学徒模式,使大学对博士这种原本应该是高价的劳动力进行了不当的剥削。比如《经济学人》就指出,各大学如果离开了那些廉价的博士后,实验室就无法运转。教授拿到研究项目的基金,没有足够的博士生加入自己的团队,根本玩不转。如果不得不花六位数的薪金去雇佣正常的专业人员,研究费用就太高了。文科也是如此。以耶鲁为例,一个研究生助教每年仅从学校领取两万美元左右的生活费,而2009年美国大学正式教授的平均工资是10.9万美元。用这些助教顶替正式教授从事教学工作,给学校节省了大量开支。同时,由于这些廉价研究生助教的存在,学校就更喜欢削减正式教职。等这些研究生毕业后,职位也就更少。所以有人说,大学实际上是在驱赶着研究生为了减少自己日后的就业机会而努力工作。

可惜,这种分析多少有些似是而非。大学是现代西方社会中最古老的制度,自中世纪以来没有本质的变化。特别是博士培养的学徒制,确实延续着中世纪的作坊传统。大学制度有如此的生命力,其中必有一定的道理,绝非现代经济模式可以否定。比如,我自己就是在耶鲁接受的博士教育,如果算上读硕士的两年,在校注册了7年。如果把中间的中止注册期和最后两年正式教书的时间算进来,从入学到拿到学位花了将近11年的时间,算是人文学科博士年头的平均数了。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我并没有受学校的任何不当剥削。比如,整个过程的学费、医疗保险是学校支付的。博士课程头两年的生活费也是学校支付(当时为一万多,如今则达到两万左右)。考虑到纽黑文生活费用很低,这笔费用足以使大部分学生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第三年开始当助教,并领取助教的“工资”。但是,这种助教实际上是一种培训。毕竟,博士日后的工作是教书,你走这条路,当然要学习怎么教学。教学本身是相当复杂的过程,和做研究很不一样,没有经过训练就会在职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我认识的一位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就向我诉苦:当时芝加哥大学依然遵循着精英的研究院模式,本科学生很少,研究生们很难轮上教书的机会。虽然她所在的人类学系全美排名第一,但因为没有教学方面的训练,在找工作时很吃亏。

另外,耶鲁给助教的工资,是替代其一部分生活费。如果你没有找到当助教的机会,原来的生活费照领。所以,是否给学校教书,和收入并无关系。另外,耶鲁这样的名校,靠一群国际学术明星支撑,哪里可能靠一群既缺乏教学经验、也没有学术声誉的研究生来主持教学?事实上,大多数研究生所从事的助教工作,还是限于改作业、考卷或领导讨论班这些低端层次。到了高年级,有些研究生在自己的领域内已经有心得或独创,于是设计出相当前沿的课程,在校内经过激烈竞争和审核,才可以独立开课。这不仅丰富了学校的课程,而且对任课的研究生是难得的学术资历。可见,耶鲁这等名校,对博士的训练非常负责,很难用企业模式进行分析。

如果大学全靠上完课就走的临时教授,排名就会下降,学生也就都不来了。所以,以廉价的博士生代替教授的经济模式,即便在比较低端的大学也非正道。

总之,博士生在起步阶段,还没有必要的经验、学问和声誉,而学徒式的博士课程使他们接受了良好的训练,目前还很难设想出另一套更为优越的制度。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一学徒的时段是否应该缩短?博士所接受的训练是否应该更实用、广泛?

Louis Menand就很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学科发展太专业化,博士训练太钻牛角尖,要求训练的时间过长,而且所学的多是“不可转移性”的技能,属于改行后很难在其他领域运用的知识。另外,过于专门的训练、原创性的要求、10年左右的训练时段,使大部分人对博士望而却步,最后只能使一些思想风格近似的“怪人”进入博士课程,造成了象牙塔中的思想单一。如果把传统的人文学科的博士课程搞成法学博士那么短,只有三年的时间,那么各色人物就都愿意来博士课程中试试。思想多元不说,所学的东西也更实际些。

可惜,这种批评虽然不乏洞见,其改革措施却未免一厢情愿。以我个人在耶鲁历史系的观察,读中国史博士的美国学生,许多中文尚未过关,需要在博士课程中学习语言。仅此一项就可能消耗几年的时间。写出《大分流》的彭慕兰,算是我的师兄。他两获费正清奖,在美国中国史学界是“加州学派”当之无愧的领袖。但是,他进历史系时本以德国史为方向,突然兴趣大转。史景迁教授欣赏其才华,收为弟子,让他在博士课程中现学中文、日文。以他这等奇才,能够短期内完成一切要求,最终写出开拓性著作,算是个奇迹了。一般人自然可能要消耗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博士毕业,很难想象三四年可以训练出合格的博士。况且,如今博士已经过剩,如果缩短学制,鼓励各色人物都来尝试,泥沙俱下,博士数量岂不更加脱离控制?更不用说,没有专门化的发展,一些偏狭的学科就会消失,许多人类宝贵的经验就无法探索。比如,宋代江南的圩田,在20年前的美国大学肯定是个钻牛角尖的题目。但如今中国经济崛起,而且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从宋代到19世纪末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江南的圩田正是这第一大经济体的核心基地,对于了解当今中国经济崛起的“基因”也有重要意义。类似的牛角尖到处都是,如果无人问津,人类的文化则会贫薄得多,并可能对突如其来的挑战措手不及。

博士过剩的现象,在美国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并且在迅速向西方社会蔓延。如果这种现象能够用简单的市场供需关系解释,那么这么长的时间足以使西方的高等教育体系作出适时的调整。那些聪明过人的博士生们,也早该看清楚前几代人走的死胡同,进而绕开这条路。 但是现在看来,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似乎并不起作用,甚至在可见的将来,也看不出博士过剩的现象可能缓解。 一大群聪明人在象牙塔中“浪费”自己珍贵的智能,怕是后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正如Louis Menand本人所指出的,大学一味地适应世俗世界的要求是很危险的。毕竟,那种置身世外的自由精神追求,乃是大学核心的气质和风骨,并在几百年的发展中,不断给人类社会带来“意外之财”。在现代经济中,社会财富急剧增加,所能养的“托钵僧”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事实上,尽管博士前程几十年来一直异常暗淡,甚至几乎成了一条死胡同,但还是有许多聪明绝顶的人放弃对财富的追求,到博士课程的“修道院”报到。这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未必是那么可怕的事。从世俗的角度看,由于政府开支的限制,欧洲大学多年的扩张多属于偷工减料,使大学人满为患,师生比例过低。如果欧洲能够加大对大学的投入,让师资跟上学生人数的上涨速度,就可以消化许多过剩博士。至于中国等崛起大国,大学的扩张一直是在没有像样的博士课程的基础上进行的,许多教授实际上是滥竽充数。如果能够大规模引进西方过剩、廉价的博士,无疑将大大推进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和全球视野。在美国,许多博士到高中教书,显示了高人一筹的水平。美国的义务教育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教师危机,博士为什么不能用来补充中小学教师队伍呢?可以说,廉价、过剩的博士,是人类宝贵的智力储备,多积累些,未必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作者系旅美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6,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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