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6-08 同舟共进杂志社

走向历史的纵深

——中外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回眸

 

广东广州 董天策(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本刊特邀审读员)就现实问题探讨而言,《同舟共进》2011年第5期有不少好文章。譬如如何治理非常态事件,整个社会相当焦灼。燕继荣在《集体谈判:正常协商与博弈的平台》中指出,保证民众利益表达、利益博弈的制度供给,是政府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让抗议‘常态化’,让抗议治理‘常规化’”,“确立社会管理动态稳定的观念”,政府“从社会‘当事人’退回到社会‘仲裁人’”,这些清醒而现实的建设性意见,在理论上十分中肯,而要付诸实践,尚有待敢作敢为的政治家大力推动。唐昊在《香港政治的“台湾化”倾向值得注意》一文中提出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特首遇袭”,表明香港社会的非理性和暴力因素开始抬头,如何保持香港社会向来的理性、法治、文明特色,已成为香港治理的现实课题。

像这样充满了真知灼见的文章,自然不止上述两篇。袁南生《甘坐冷板凳的印度知识分子》为国内知识界提供了一面镜子,俞飞、张耀杰二人各自读江平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的感言令人感慨。但我无意在此一一点评。因为,这一期刊物更让我怦然心动的好文章,主要体现在对中外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回眸与沉思方面。

首先是专题策划“苏联解体二十年回眸”。苏联为什么解体?据说“都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惹的祸”,这是盛行一时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解释。果真如此么?专题文章所揭示的真相,正如题记所说:“埋藏在苏维埃大厦中的导火索,始终未能被及时有效地处理。及至危机日重、病入膏肓,执政者即使‘医术’再高,也无力回天了。”余一中的文章读来振聋发聩:“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深深地埋藏在那一时期的党群对立关系之中”。郑异凡的文章指出,列宁在1920年代初以辞职来强迫推进改革,实施新经济政策,平息了农民的暴动。可惜列宁英年早逝,随着斯大林时代的到来,新经济政策就被高度集中而僵化的行政计划管理体制所取代。王铁群的文章论述1950年代赫鲁晓夫的“揭盖”与“解冻”,指出赫氏批判了斯大林,进行全方位改革,但并没有根本突破斯大林体制。陆南泉的文章指出,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改革又陷入停滞和倒退。左凤荣、陈为人的文章表明:等到戈尔巴乔夫开启改革之路时,一切已来得太晚,加上高层领导内部的严重分歧,苏联解体就成为一种历史性的选择。诚如当今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所说:“我并不认为,我们当时有别的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式,所以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

其次是对辛亥革命与孙中山思想的沉思。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灯下话旧”和“文化广角”推出的几篇文章很有内涵,很有见地。楚梦《骄傲与疼痛——辛亥革命沉思录》发掘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史实与见解。曾纪鑫《“武昌首义”的偶然与必然》一文揭示了武昌起义仓促爆发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原因,鞭辟入里,很有认识价值。丁弘的《重新认识中山先生》着重分析了孙中山先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追求,指出“他所主张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化”,而具体的政治纲领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重温历史,反思历史,可以让我们获取经验教训,探寻人类真理,展望社会未来,把今天的事情做得更好。

 

即使不能前进,也决不后退、不迎合

 

陕西西安 白晓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史学者)《同舟共进》是一本不讲假话的刊物,是一本不讲套话的刊物,是一本再现历史真相的刊物,是一本实事求是的刊物,是一本反映民情民意的刊物,是一本促进改革的刊物。文史类的文章我几乎都喜爱,读它们不但会了解许多史料,还会生出若干感慨,加深我对政治、社会的认识。我也由此“长大”,从而不再轻易受骗。希望贵刊在未来能向认定的民主方向挺进,这是中国之希望;保持本色,即使不能前进,也决不后退、不迎合。(201012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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