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6-29 苏双碧

“清 队”杂

   苏双碧

 

苏双碧,曾任北京市历史学会秘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高级编辑。原任《求是》杂志副总编辑、编审。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等。

197811月,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首起为吴晗冤案平反;接着又撰文为“文革”中被错杀的遇罗克平反,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1967年初秋,北京市委、市人委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单位的全体干部,都被集中到北京市委党校,总数近万人,准备“清理阶级队伍”。这些单位都是上面下令解散、被视为队伍严重不纯的单位。由于人数太多,睡觉多是打通铺或地铺,一个大屋子住了几十号人,不管有没有问题,都得接受审查,限制自由。人员集中后,正赶上国庆节放假三天,上面命令,所有被集中人员国庆节期间一律不得离开党校。因为这些人都属于政治历史严重不纯的,放出去怕别生事端,影响国庆期间的社会安全。其实,这近万人里,绝大部分是虔诚的共产党员,有不少还是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干部,但在那特殊年代,统统成了“清队”的对象。当局采取这个措施,许多人都意想不到,家里的亲人更是意想不到。国庆节当天上午,党校门前来了许多家属“探监”,大多没有见到亲人,失望而归。我当时还没有孩子,爱人住她母亲家。不知为什么,我总认为当局什么也干得出来,便提前给她写信说,过节可能会以集中学习文件为由,不会放假。有这个“前提”,集体被关之后倒也心安理得了。

在旧市委、旧中宣部集中的同时,军宣队和工宣队也进驻大院,他们把这些机关人员按班排编制,集中管理。每个班排的被清理对象有40人左右,配有军、工宣队员10人左右。北京历史学会和北京市委党校的幼儿园、医务室、膳食科联合编队,据说这样安排是让文化低的帮文化高的,因为文化低的觉悟较高,军宣队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通常情况下,班排长由军、工宣传队人员担任,军宣队任正职,工宣队任副职。总领队是北京卫戍区一位姓潘的副司令员;直接领导我们排的是一位姓陈的“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他出身贫苦,很会讲话,但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生的戒备情绪。大概他认同了“书读得越多越蠢”的说教,把“封资修”甚至社会上的罪恶根源都和读书联系在一起。进驻党校后,他采取“四清”中扎根串联的办法,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办公室和住处谈话、了解情况。大约他从花名册上看到我出身贫苦,靠自学上了大学,把我划到历史学会的第一个扎根串联对象。一天晚饭后,他来到我的住处,闲聊间多次为我的两大书架书而皱眉头,他说,这么多书可以把你的骨子熏黑了,“封资修”不就是从书上来的吗?我实在无以对答,谈话自然不投机,没坐几分钟他就走了。我当时想,这位陈同志一定很后悔到我这里来串联。果然,几天后的第一次全排大会上,他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我:“有的人出身很苦,上了大学脱离工农兵了,那么多书,把骨头都熏黑了,哪能不变修。”我第一次明白了读书的坏处,书本成了我“变修”的见证,真有点让我哭笑不得。可我还是有点不服气,我的书都是正正规规的历史书,况且还有许多马列主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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