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04 安立志

“国情”论争简史

 

    安立志

 

总体上讲,动辄强调“国情”(确切地讲是强调“国情特殊”)是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的新问题。“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学习和引进外国事物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一个先是器物,后是制度,再则文化的曲折历程。

笔者据有关史料,对中国近代以来围绕政治与文化发展发生的“国情”论争,整理编辑成此文。作者视野有限,篇幅亦有限,有关史料意在从简,难免挂一漏万,请读者鉴谅。

 

晚清:以“祖宗之法”反对变革

 

晚清时围绕引进外国的设备与技术乃至制度,引发了关于其是否合于“国情”的论争。

洋务运动时期的论争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长期闭关锁国,孤陋寡闻,对外国的科技、设备少见多怪。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将技术发明视为“奇技淫巧”,将引进外国器物视为“以夷变夏”,反对的理由亦千奇百怪,无一例外都是宣扬这类事物不合“国情”。而戊戌变法与清末立宪时期的“国情”论争, “祖宗之法”常常成为反对变革的借口。从守旧大臣的奏折中,从慈禧太后的懿旨中,从张之洞的《劝学篇》中,人们都可以看到,清朝统治者眼里,所谓的“祖宗之法”首先是皇族爱新觉罗氏的绝对权威,其次是整个统治集团的权力和利益。而自由、民主、平等之说,宪法、议院、选举之制,甚至废科举、兴学堂,都曾因不合“国情”而被拒绝。最后,科举废除了,议会组成了,立宪大纲出台了,一件件都成了现实,人们这才知道,引进的外国事物并非不合“国情”,“国情”也并非一定要适应,“国情”也并非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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