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30 同舟共进杂志社

打破言论壁垒,锐论中外大事

 

广东茂名 黄钦凡(第六届广东省政协委员,高级工程师)《同舟共进》旗帜鲜明,坚持真理,实话实说,高瞻远瞩,难能可贵。就时政方面而言,贵刊敢于打破言论壁垒,撕烂“假、大、空”的面纱,以史为鉴,锐论中国改革方略的长短及古今中外天下大事。2010年第10期评论既得利益集团的文章写得特别好,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务之急,政府必须严惩官员腐败,挽回公信力,彻底搬掉既得利益这块绊脚石,改革才能继续前进。

贵刊伴我十几年,越办越好,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而且是引发改革不断前进的催化剂,广受读者厚爱和称赞,尤其是中国第一代艰苦创业的知识分子,更把它视为知音。(2010126日)

 

河南项城 张恩岭《同舟共进》是提高人生品位,值得大力普及的启蒙性好杂志。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它,立时被那特立独行的风格,坚持理想的崇高,明辨是非的勇气,介绍真理的先声所吸引。我立时索购了3年间贵刊的杂志,几乎是每篇不漏地读,有些篇章还再三地读,再三地慨叹,读罢又摘抄。

我今年已近60岁了,贵刊所谈及的历史,大部分都是我所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过的,但我所保留的印象和思维,大都还是极左年代灌输的东西,贵刊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述说,对我有一种指点迷津的作用,使我常有“原来如此”的感觉。另外,贵刊在理论的介绍上,令我印象最深和赞成的就是对“民主”和“普世价值”的介绍。我们对外国经济中有益的东西都拿来应用了,为什么不能学习外国政治中对人类进步同样有益的东西呢?我希望贵刊还要在介绍国外“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上下功夫,要让人们看一看,这些人类智慧的结晶,到底是不是洪水猛兽,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学习?

另外,我感到贵刊在发行方面普及不够。我向朋友介绍这个刊物,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不知道有这个杂志”。希望贵刊在发行方面多做些努力,例如充分发挥各地政协文史资料科室的作用,广泛征订客户。也可在各地聘些兼职发行人,印些广告、宣传册,搞些赠阅活动等。总之,希望贵刊这一“星星之火”,能传遍祖国大地。(2011919日)

 

阎长贵、叶永烈谈田家英之死,可能近乎事实

 

北京 曾彦修(曾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同舟共进》201111月号上有阎长贵的《有关田家英的若干史料辨正》、叶永烈《关于田家英之死》两篇长文。拜读后,我觉得若干年来这类文章中的这两文,可能是近乎事实的了。两文在两个重要方面,同我1979年秋从田家英夫人董边处听来的有共同之处。这两个重要方面,正是一般文章没有过多论及的:阎文说田被迫牵入毛、刘两位主席之间微妙而没有公开的矛盾中;叶文则说,田得罪了江青、陈伯达,这二人向最高方面说了田的坏话。

1979年秋,我回到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其时,田家英夫人董边从外地劳动地点调回北京全国妇联,尚未分配工作。我同她在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与中宣部是老同事,曾去看望过她两三次,见面时自然要谈及田家英遇难经过。交谈中,有两事与上述二文叙述的内容颇相似。第一是田因何自杀。阎文作了明白的回答:“我问戚本禹,毛泽东为何不信任和抛弃给他当了近20年秘书的田家英呢?他明确回答:这主要是田家英和刘少奇的关系……”戚对问题的观察,是比较合乎事实的。董对我说的大意为:田在两个主席之间处境困难,谁也不敢得罪。七千人大会后,毛与刘已有矛盾了,家英也知道,但他对刘不能不尊重。加上家英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又多同意刘的意见,赞成对农村的“大跃进”多退一点,所以知道这次反“彭、罗、陆、杨”运动,对他而言是一个预兆。

叶永烈先生的《关于田家英之死》一文说:“显然,已成为新贵的江青、陈伯达借批判‘彭、罗、陆、杨’的势头,要拔掉他们早就想拔去的眼中钉——田家英。”实际上,江、陈(不是“新贵”,是“老贵”了)靠自己的力量是拔不掉田的,如果毛要保田,谁敢去拔、谁能去拔?当然只有在说田与刘“划不清界限”,也替刘做一些事情时,江、陈才敢伺机进一些谗言。董边对我说,还在“文革”开始前一个时期,家英就对我(董)说:“这回我跑不了了,陈伯达和江青放不过我。”我感到这是天外新闻,说陈不是很重视田家英吗?没有田家英等几个人,他那几本名作(《中国四大家族》、《卖国贼蒋介石》等几本书)能写得出来么?我对董说,陈是我们40年代时共同尊敬的老师呀!在延安不是只有陈一人能出入毛的窑洞吗?陈到北京后却同他的爱徒兼助手田家英较量,岂不是笑话吗?董说,问题正在这里,陈想要毛离不开他,要毛经常让他查材料,等等。这些事情全由田家英代替了,陈怎么会高兴,觉得是田抢了他的饭碗。董并告诉我,陈特别喜欢向田家英打听:主席这几天在忙些什么,看些什么书,抢在风头上,赶紧先努力找书来看,以便应对毛的询问。但这些田是绝对不能告诉陈的,因领袖的每日活动均属国家特级机密,田有绝对保密的义务。因此,家英对陈就只好应付过去,说毛读书时常更换,我也没注意等。江青也有同样情况,毛的日常情况反而要问田,这让田更难处。总之,田在“文革”开始前的一个时期,就已相当紧张了。(20111122日)

 

“入世”十周年,再思开放与改革

 

广东广州 董天策(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本刊特邀审读员)2011121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高度总结和评价了中国入世1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阐明中国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此时此刻,读《同舟共进》第12期的专题策划“‘入世’十年:再思开放与改革”,倍觉亲切。专题所发文章,高屋建瓴,鞭辟入里,阐明了如何深化“开放”与“改革”的发展战略与改革方向。

高尚全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中指出,明确行政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是深化改革的关键。“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是经过不断实践所得出的正确结论与宝贵经验。因此,必须强化政府职能转变,让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更充分地发挥基础作用,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迟福林、匡贤明在《开放能否“倒逼”改革》中谈到,入世10年的实践证明,“开放”为“改革”提供了动力,“未来中国改革要取得进一步突破,仍然需要通过开放带来的倒逼压力”,但又不能仅仅寄望于此,“合理的战略选择是,坚持开放,但更要主动地改革”,而“推进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叶檀在《双向开放,或者双向封锁》中认为,中国对外开放是激进而成功的,但对内开放从未跟上,现在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对外开放而缺乏对内开放,无法改造内部的行政土壤,无法形成真正的竞争环境,无法改变漠视境内投资者利益的不良文化。”

马光远的《“中国奇迹”:市场奇迹而非政府奇迹》指出:“如果将‘中国模式’归结于政治上的求稳和经济上的激进,甚至归结于政治精英集权式的领导和国有经济的‘长子’的作用,这无疑是对其最大的误读。”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如果没有入世之后全球化的市场,中国不可能取得这么快的增长,这是市场的奇迹而非政府的奇迹。”“中国改革30年财富积累的历史,既不是政府集权为代表的‘中国模式’所带来的繁荣,也不是什么威权模式带来的,而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对此,高尚全也说:“不能把应对危机的政府行政主导的政策措施,用‘中国模式’固定下来。政府政策的重点在于撬动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

高尚全还指出,“发展不限于经济范畴,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实现社会公正、制度文明与社会进步相适应,都将成为发展的重要内涵”。在此意义上,其他栏目亦有文章与“入世”专题形成呼应之势。陈季冰《“社会管理”管什么?》赞同孙立平的见解:今天,社会管理该做的仍然是让“众神”归位: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三者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互补互助,相互制衡。“如果政府想在‘社会管理’上有所作为,应该并且只能顺应社会生态的自然生长之力”。刘山鹰的《“文化变法”与“文化自救”》指出,尊重文化产业的自身发展规律,落实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创造开放、宽松、自由的文化创新环境,实现文化产业的充分市场化,“文化变法”与“文化自救”才能走向成功。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转载请注明出处

 


   
地  址:广州市明月二路66号同舟共进杂志社
邮  编:510600
电子邮箱:tongzhougongjin@126.com
联系电话:020-3830 8909
传    真: 020-3830 8918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明月路支行
开户名称:《同舟共进》杂志社
银行账号:44-032801040006507
020-3830 8908
联系(发行部)
邮发代号:46-56
如果您需要在我们同舟共进杂志上刊登广告,请联系我们!
020-3830 8901
联系(广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