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第12期 2014-01-23 同舟共进杂志社

专题“如何避免误读世界”让人大开眼界

 

安徽阜阳 常法秀(《阜阳日报》离休新闻工作者,阜阳市老新协会副会长)国庆长假,人老不再想外出旅游,各报也都休刊,正愁假期寂寞,《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却提前到来了,让我喜出望外,非常感激你们想得周到。这一期的内容可以说我篇篇喜读,“专题策划”里有三篇稿子使我开了眼界,多年来的误读得以澄清。

一是对以色列的看法。多年来,我脑子里对该国的定义为“犹太复仇主义”,从梅厄到沙龙,无一是好总理。当时我们几乎是“一边倒”地同情巴勒斯坦,把阿拉法特视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今天读了陶彦召的文章后,方知战争是以色列的无奈之举,攻城略地也并非该国的终极目标。而对于巴以和平的停滞,阿拉法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色列并非我们印象中的“坏国家”。

二是对印度的看法。上世纪60年代中印边界战争后,从各种消息中,我们得知印度是“扩张主义者”,印度的士兵是职业兵,有的穷得连吃饭用的碗都没有,只能用竹筒当碗。近日媒体上又常报道印度女子被轮奸的事件,故而得出对这个国家的印象是:穷和乱。看了《换个角度看印度》后,没想到该国开国时就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剧场常年免费演出——实在让人吃惊。正如“杂而不乱”、“缓而不慢”、“腐而不败”的章节所示,我认为印度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比如该国的行政高官只有执行权,没有审批权,这个办法就值得借鉴。袁南生先生的这篇文章写得真好。

三是对新加坡的看法。《“左”看“右”看新加坡》,首先文章的标题就很客观。以往我对新加坡的印象并不算好,一是因为在亚洲范围内,新加坡是最后一个与我国建交的;二是李光耀演讲呼吁美国重返亚洲;三是觉得新加坡的鞭刑太残酷。读了吕元礼先生文后,我认为对该国确实应该以客观、理性的眼光看待之。李光耀把先天条件不足的新加坡治理得那么好,正因为他的铁腕手段,但也正因为此,精英人才大量流失海外。不管怎样,李光耀还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他成功的地方应值得肯定。所幸,目前的总理李显龙已认识到,党和政府必须代表新加坡人民的中间立场了。

 

我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已久,脑子里受“左”的思潮影响很深。贵刊组织这样的专题太好了,希望能多揭示世人看不清的国家的情况,每期刊出一篇,不一定要整合成专题,对历史人物也一样,如同一期的《“铁军主帅”李济深》就很好,上述意见供你们参考。(20131015

 

“一片冰心在玉壶”

 

湖北武汉 许建业(武汉市江岸区第十二届政协常委、第十一届人大常委、第十届人大代表)《同舟共进》是国内少有的好杂志。近年我读到的专题策划可以说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大胆进言,思维进取,望往后能“遥闻横笛声,更上一层楼”。期望能继续办好政论、文史、文化等栏目,更多元化、多角度地展示贵刊的特征,愿你们能坚持理念,誓扫不平勿顾自身,犹是读者梦中人。

 

困难时期洛阳地区饥荒情况的质疑

 

北京 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贵刊2012年第11期刊出《毛泽东的“老朋友”纪登奎》一文,该文涉及“大跃进”期间洛阳地区的情况时,这样写道:“‘大跃进’期间,仅信阳一地非正常死亡就逾百万,而洛阳地区基本上没有饿死人的现象。1960年冬天,在河南考察的陈云听说这个情况,问纪登奎这是怎么一回事。纪登奎说,我这个办法叫两本账,上边布置那个往下压高指标、高征购啊,我没办法,我也接受……” “洛阳地区基本上没有饿死人的现象”这一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作为洛阳地区的人,具体说是作为洛阳地区宜阳县的人,有责任和义务加以澄清。作为196078月和1962年春节期间两度回乡探亲的大学生,就我的亲眼目睹,1958年春,宜阳县农村生产队就已出现缺粮和饥饿的情况。1960年饥荒恶性发展,情况变得触目惊心。当时正是麦收不久,本应是不缺粮的季节,但到处充耳的是缺粮的哭喊声。周围的人都饿得瘦骨嶙峋,面带菜色,有些简直就饿变了相,认不得了。

我质疑的理由有三:第一,“基本没有饿死人”中,“基本”是辩护、掩饰之词;不过表明没有明显发现路边尸骨而已,实属一种“隐性死人现象”;第二,在1960年冬,河南的事件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当权者都在台上,与饥荒事件利益相关,他们不可能提供全部真实情况,因此,依据当时当权者提供的资料不可靠;第三,我所看到的宜阳西半县两个公社——韩城和三乡的情况,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有较普遍的非正常死亡现象。这是否就是洛阳地区的个别现象,我表示怀疑。

            

从大处着眼,从细处落笔

 

重庆 董天策(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本刊特邀审读员)从哪个角度来评论《同舟共进》2013年第11期,颇费踌躇。专题策划“21世纪是海洋世纪”很重要,关于几位历史人物的文章也很有特色,但两者却互不搭界,很难捏到一块儿来说。转念一想,所谓“杂志”,是既要“杂”,又有“志”,本期的“志”就在于无论是关注海洋世纪,还是理解历史人物,都需要拓展思维空间,提升认识能力。在此意义上,可以将两者放在一起来点评,前者可称之为“从大处着眼”,后者可称之为“从细处落笔”。

国人素以龙的传人自称,但对海洋的重视却远远不够。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后,《同舟共进》推出“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专题,从大处着眼。袁南生认为,国人的海洋大国意识丧失在明清三百年的海禁中,而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多年间,又先后遭受上百次来自海上的侵略,让一部中国近代史充满海洋血泪与海上耻辱。如今,应当充分吸取经验教训,增强海洋的权益意识、战略意识、经济意识、外交意识,培育重视商贸、冒险进取、开放多元的海洋文明,推进文明转型。徐焰指出,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的海洋战略必须由重“海防”转变为争“海权”,海洋防卫战略必须从“沿岸”、“近海”拓展到“远海”。薛理泰认为,海洋战略缺失一直是中国的短板。当前,必须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海洋战略方针。邱震海强调,正确处理海洋问题是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中国向称“地大物博”,现在要逐渐往“海大物博”方向努力,专题文章各有侧重,却又相互配合,体现出较高的编辑策划水平。

本期的文史文章,别具一格。首先是选材极富特点,要么揭示人物的人生秘密与生平事迹,如“人物春秋”栏所写之唐纳、李维汉;要么剖析角色复杂或多变的历史人物,如“灯下话旧”栏所写之张之洞、曹汝霖、杨度。由于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充满了传奇色彩,叙写他们自然容易产生吸引人的看点。各位作者无论写谁,都将历史人物的人生轨迹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来加以审视,从细处落笔,使他们的生平行事、音容笑貌、性格特点、所作所为跃然纸上,令人手不释卷。譬如,新中国成立后,唐纳虽名义上是巴黎天桥饭店老板,实际上不仅是中共特别党员,而且是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为证明这一论断,叶永烈不仅提供了可信的史料,而且分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张之洞:清王朝的“头号掘墓人”?》《曹汝霖算不算“卖国贼”?》《杨度,中国近代史上一奇人》,单是这些标题,即可看出作者对历史人物加以重新认识与评价的写作立场。其中,杨度的人生尤其耐人寻味。诚如作者刘宜庆所说:杨度的一生特别复杂,映射出晚清民国的乱世乱相。书生报国,其情可嘉,而一旦成为政客,就有可能误入歧途。如此人物,怎能不令人掩卷三思。要特别指出的是,《“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一文不是写人而是叙事,全面记叙了19561965年间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酝酿“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经过,可见出最高领导层谋划国家统一大业的胸襟怀抱与大智大慧。可惜“文革”爆发,“国共第三次合作”因此搁浅,痛失良机。

除了关注海洋世纪、理解历史人物,本期有两篇短文值得一提。《台湾的人》通过作者在台湾的亲身经历,领悟了台湾人的生命动力在于其发自内心的社会关怀精神。这种尊重人、尊重普通生命的社会理念和社会环境,对当今中国大陆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启迪意义。李乔的《人性,归来兮》指出:今天,应该郑重提出“保住人性底线”这个严峻的问题。面对“变狠”的社会、“变狠”的人群,应该呐喊一声:人性,归来兮。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2,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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