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1期 2014-01-23 同舟共进杂志社

王长江教授的访谈非常到位

 

云南文山 张安(云南省语言学会理事、退休教师)杂志的内容真实、可信,不隐晦对现实与史实的评价,促进改革大业,为国为民。2013年第12期“专题策划”中王长江教授的访谈《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关键在哪里》非常到位,很有提纲挈领的特点,触及当下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愿有更多的党内干部看到这篇文章,时刻提醒自己要做真正的“人民公仆”。听说杂志2014年将进行全新改版,我作为读者很高兴,贵刊应沿着现在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积极推倒极左的障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自由人的共同体”,如今“拉大旗,作虎皮”的往往是极左分子,极左退一分,改革便长一寸。

2014年的刊物应在十八大提出的“权利公平、规则公平、机会公平”三公平方面多做文章,在宣传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和机制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2013123

 

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与思想阵地

 

陕西西安 华炳啸(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读罢贵刊几篇“为新改革鼓与呼”的文章,我非常激动。可以说,我是贵刊的知音,你们的苦心与努力,我最能理解,也由衷地感到敬佩!贵刊对于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必将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请转达我对贵刊领导的敬意。在支持深化改革开放的当代进步知识分子里,《同舟共进》很有影响,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与思想阵地。从这种意义上说,贵刊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2012年,我到北京参加“改革与发展论坛”,与朋友们聊天时还提到贵刊,大家对刊物的评价都非常高。

 

要从内心深处融入世界文明

 

四川成都 黎方军(成都大学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同舟共进》201310期专题“如何避免误读世界”值得大力推荐。周有光老先生说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要从中国来看世界”,其实看“普世价值”何尝不如是,如仅从中国看世界,那叫“普中国”,而非“普世”。我尤其要推荐专题里的一篇好文章:《误读别人就是曲解自己》,文章开头讲,清朝能征善战的将领看到洋人炮火,竟认为是邪教妖术,要用女人秽物对付之,真是可笑复可叹!作者还讲到国人对他国的认识,清代以前的中国,从“内心”到“行动”上都不能接受世界文明,现在的情况有所好转,我们在行动上接受了,而且能积极面对现实,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来了,但在内心深处,对现代化的世界观、价值观仍未能全盘接受,这也许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竞争力尚待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因。(2013101

 

镜头远近看江青

 

北京 许小峰(中国气象局副局长)杨银禄先生曾当过江青的秘书,前不久在《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上发表文章《“乱云飞渡”与“无限风光”——江青摄影史》,介绍了与江青摄影相关的一些具体情况。文章虽是谈摄影,但可从中看出江青为人处事的一些细节和变化,其中包括中国政治生态的演变。

作者介绍江青在延安开始接触摄影时,“缴获了相机自己先尝试用用”,这多少有点违规,但经过毛泽东的同意,试一试后,最终还是交公了,说明那时纪律是严明的,作为主夫人,江青也很注意,能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文中有一段关于江青指导新闻记者拍片的段落,可以看出江青对呆板的新闻报道方式也很不满意:“江青对那些摄影师们说:‘你们,拍新闻纪录片的时间也不短啦,翻来覆去老样子呀!’……‘人家变化多端,讲究色彩,推、拉、移、摇,活得很啦。你们呢,眼界不广,技术又不全面。所以拍出来的东西就死啦!’”江青在这一点上并不保守,指出的问题显然没错,只是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判断未必正确。那些专业的新闻记者眼界不广倒是有可能,毕竟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时代,说技术不全面就有些武断了。

摄影时间长了,好作品也积累了不少,江青有点按捺不住了,希望能有展示的机会。这时的江青权力、地位、影响已完全变了,不再是那个虚心拜师学艺,需要通过摄影调剂生活、消除紧张感的江青了。在毛泽东的制约下,江青的影展梦虽然没能实现,但依然在寻机展露她的摄影作品。将国宾馆的国画拿下,换上自己的摄影作品,大概也只有江青才能有如此作为,这大致折射出了当时的政治生态。没有主席一声令下,又有谁敢发声呢?(本则读后感摘自先生2013117的新浪博客)

 

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

 

重庆 董天策(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本刊特邀审读员)《同舟共进》2013年第12期为我们奉献了难得的岁末大餐,佳作一篇接一篇。《阿拉伯世界的改革者和独裁者》揭示了巴沙尔的两副面孔,令人增长见识;《反贪:蒋介石的严刑与空言》揭示了“空言不能反贪”,“贪腐可以亡政”的道理,对于当今反腐不无启迪;《和于光远先生聊“党内秀才”》讲述了田家英的聪明顽皮,陈伯达的投机趋附,于光远的实事求是,刷新了对历史人物的认识;《斯大林之女与克里姆林宫的角力》再现了斯维特兰娜人生历程的奇特和崎岖,让人看到专制与虚伪所造成的人性扭曲与人生悲剧;《千古贰臣洪承畴》叙写洪承畴前半生侍奉明朝,后半生效忠清廷的人生轨迹,令人回味超越时空的民族情怀、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

这一期杂志做得最出彩、最有冲击力的,还是关于改革的话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同舟共进》迅速策划“改革永无止境”的专题,加上本期“议政论坛”以及其他栏目相关文章的配合,把改革话题推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其中,最有力度的文章是对郑永年和王长江的访谈,他们仗义执言,论说敏锐、犀利、深刻。

郑永年认为,从目前上海自贸区透露出来的信息看,改革的力度还不够大,吸引力还远远不够。假设广东或者整个上海都推广自贸区,意义可能会更大。在他看来,建立新特区是要通过开放追求制度创新,从而促进内部改革;同时要通过建设自己的自由贸易区来增加国际竞争能力。中国只有通过更大的开放,才能赢得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成功。

王长江指出:转向市场经济,是一个最了不起的改革,因此,必须继续解放思想,痛下决心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政治改革要敢于尝试,同时应坚持通过创新来发展,使得理论更有说服力。在理论发展上不能搞“维稳”思维,只要是为更好的建设、发展提建议,即使是批评,也应该是允许的。

在“议政论坛”栏目中,朱征夫追问:司法改革,谁是法官的“上司”? 马克思说,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然而,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却有各种各样的“上司”:权力、金钱、关系、人情以及舆论审判或媒介审判,无时无刻不在谋求对审判独立性的干预。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是解决这一问题。

改革成败的关键是什么?有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作了探讨。许小年的《商鞅、邓小平为什么能成功》一文提出,成功的改革是“突破型变法”,失败的变法是“修补式变法”。前者成功的原因,在于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方法来突破现有体制;后者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完全依靠官僚体系推进,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陈四益在《忽然想到——历史的吊诡》中指出,改革的成败决定于它能否给广大民众带来切实的利益;改革成败的另一关键,是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和破坏。成功的改革不能只依靠个人的权威,必须成为统治集团的共识,而且要有不因最高权力执掌者的人身变动或看法更变而改弦易辙的保证。

此外,林则徐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看世界的视野,是否真如人们想象中那么开阔高远?王龙的《林则徐为何没能走得更远》一文,从林则徐本人的局限与清王朝的腐败大势两个方面作了全新的解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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