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7期 2014-08-28 同舟共进杂志社
 走进历史纵深,探寻历史教益

 

重庆 董天策(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本刊特邀审读员)《同舟共进》的文史栏目向来深受读者喜爱,或发掘新的史实,或阐述新的见解,或品评历史人物,或漫谈人文趣事,总能让人增长见识,启迪思维,培育智慧。杂志2014年第6期的“专题策划”从时事转向历史,推出“甲午:一场战争的百年反思”,从而使这一期刊物形成了侧重历史探寻的鲜明色彩。

今年是甲午年,120年前的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而今中日关系又紧张对峙,在此背景下反思这场战争,既是谈论历史,也是观照现实。《马勇:甲午战争对当代中国的启示》这一标题就揭示了专题的命意所在。的确,在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被西方打开国门,都厉行“新政”——中国是“洋务运动”,日本是“明治维新”。但由于路径、文化、制度和战略的不同,结果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只有充分吸纳世界文明,才能建立一个新文明。而且,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当今中国要真正走向强大,一定要有强大的体制支撑。金满楼也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教育创新、殖产兴业、制度改革三者协同推进;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停留在官办实业的层面,文化教育与制度改革尚未有实质性推进。因此,同样是向西方学习,日本是学其灵魂,清廷则学其皮毛。加上清廷误判世界大局,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也就势在必然。

当然,研究历史离不开分析历史人物。专题文章拈出甲午战争前后的几个关键人物严复、康有为、孙中山、光绪皇帝作了新的探讨。对前面三人,侧重探讨其心灵轨迹与图强对策,时有新的发现,张宏杰《致命影响——光绪的性格》则分析了光绪的自身弱点及其与甲午战争的关系,深刻而独到,自成一家之言。

除“专题策划”走向历史纵深之外,一些文史文章也别开生面,别具一格。郝在今《革命用钱何处来》叙述了中共革命的资金来源与筹款方式,让人了解革命史中很少触及的革命经费问题,有助于人们开阔眼界。当“三线”成为往事,如何描述与认识“三线”,也就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课题。聂作平《失落的光荣:三线建设五十周年回眸》对三线建设作了概括描述与评价,值得一读。当然,读来回味无穷的好文章当推刘超的《追忆似水年华——听何兆武先生谈往事》,文字所呈现的是朋友间围炉夜话的意境,娓娓道来,从人生际遇中折射出时代的嬗变轨迹,让人领会时代与人生的交响,隽永而深刻,令人爱不释手。

“公众话题”中有一篇短文,尽管不属于历史探讨的范畴,我还是要特别拈出来一叙,这就是《从工会荣誉证书看台湾社会》。作者在台观光期间偶然发现并感悟到:台湾的工会荣誉证,展现出的是工会对职工全方位的了解与对职工与众不同长处的肯定,折射出以人为本的一面——工会真正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人之间彼此关心、关系和谐……所有这些,正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杂志谈两岸统一问题引起共鸣

 

贵州兴义 胡启江(高级工程师) 我是贵刊多年的读者,对贵刊多年来发表的一些佳作很是赞赏。2014年第4期的《破解两岸难题需要什么样的想象力》一文,读后让我很受启发。古语云“位卑未敢忘忧国”,两岸和平统一是每个中国人的心愿,据有关资料记载,国共两党的老一代领袖,蒋介石、蒋经国、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都有过两岸和平统一的探讨交往,只因“文革”兴起而中断。本人虽只是一名退休多年的国企工程师,对两岸统一之事亦很关心。我曾看过一篇邓小平生前有关两岸和平统一的内部谈话,大意是:只要能统一,什么问题都可以谈,都可以商量,包括国名、国旗都可以讨论。

欧洲大陆上世纪上半叶战乱不断,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主战场,国家、人民饱受战乱之灾,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十几个国家组成了欧盟,台海两岸同属一个民族,联合起来更应该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难题。中华民族的子孙素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博大胸怀,台海两岸的最终统一是必然要实现的。(2014419

 

不妨在刊物公开征集选题

 

山东济南 郭树荣(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同舟共进》乃刊中翘楚,在现实的舆论环境中,你们已难能可贵,实在不易。我每天在阅览室内阅读九十种报刊,比较后发现,贵刊的核心竞争力还在于敢言、能言、善言,却又不逾矩。如今纸媒竞争激烈,改版是大势所趋,我认为贵刊字号不可小,底色不可加,内容尽可说真话,至少不说假话和违心之论,要在“不准说”之外尽量说、不犯规,但可“合理冲撞”。今后组稿的题材会越来越难开掘,你们不妨在刊物中公开征集选题——毕竟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民众对拆迁的意见很大,几千万人退出“医保”等,民生问题不解决,将来必成大问题。

 

黄天骥教授文引发的回忆与思考

 

广东中山 郭冠璇 我读贵刊2014年第4黄天骥教授的《“鸳鸯楼”纪事》文,感到写得很真实。一切悲欢离合都成过去,都已进入历史,但问题在于:今天的我们应怎样看待历史?这才是决定我们自己和国家民族未来的关键所在。知识分子最好的品格就是自由、独立的精神,如鲁迅、陈寅恪、马寅初。很多东西都可以垄断,但客观规律、真知灼见、真理是不能垄断的。

我在1946年秋至1948年就读中山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位教授,一位是詹安泰先生,一位是王起先生。他们的学问都很好,先生教我们《诗选与习作》,先生教我们《曲选与习作》。我记得,先生知道我们参加反蒋爱国游行,有一回上课时便说,我年轻时和你们一样,锄头呀,斧头呀!先生讲到“一半儿”曲牌时,在黑板上写道:“扭扭捏捏出南京,哭哭啼啼向马卿,我看先生,一半儿僵来一半儿冷。”建国后,两位先生都同样积极努力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上述往事已透露出两人政治态度的差异。先生在“反右”斗争时即已落难,不得长寿;在《“鸳鸯楼”纪事》中,我看到“文革”时王先生被打断了两条肋骨,两位先生落难有先有后,但在特殊年代中知识分子相残的事实,让人联想到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王胡、小D打架,让人心情沉重。(2014529

 

我对吴钩文章的看法

 

江苏南京 沈立人(曾任江苏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 关于“宋朝的那些事儿”,有出版社曾出过厚书,我浏览了一下,总的印象,或称“唐宋”,或称“宋明清”,宋朝似乎不能与汉唐相比,算不得“盛世”。宋代的一批皇帝缺乏雄才大略,除仁宗外其他很难说是君,多为昏君、庸君和暴君。在史的人物除岳飞外主要是文人,列入“唐宋八大家”的有苏轼、欧阳修和王安石,还有朱熹和程氏兄弟等理学家,或仕或学。然而最近读到吴钩的大作,使我开了眼界。

《同舟共进》2014年第3期有一篇《宋朝是一个专制王朝吗》的文章,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中国古代“历代都行秦政制”,专制是铁板一块;王朝也有两手,一硬一软,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两杆子”。但宋朝的皇帝虽大权独揽,却并不能由着性子“做快意事”,同时有中国式的分权和制衡;宋朝有其独特的“立法民主”,“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

时代不同,社会也应该有进步,对于历史上好的传统,今人不妨批判地借鉴和继承。权力要有制衡,这是天下共识,对于“几把手”是否需要监督,是否允许议论、评价和批评等,这些都是可以探索的。宋朝的特色之一,是对知识分子及其知识、言论的尊重,还允许不同意见的表达,如韩琦和范仲淹、欧阳修和王安石,避免了偏听偏信。吴钩的文章,建议能让领导们看看,若还能上一次课就更好了!(201443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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