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3期 2015-03-26 贺雪峰
农民有退路,国家才有出路
文│贺雪峰
 
前有一种普遍性认识——城乡一体化就是要让农民自由进城,资本自由下乡。只有农民自由进城和资本自由下乡,才可以真正实现市场经济原则,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最有效地配置资源,解放生产力,发展中国经济。
这种说法存在严重的误区。
当前中国城乡关系可以说是延续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而来。城乡二元结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了从农村汲取用于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而采用的城乡相对分割的制度安排。城乡二元结构对中国快速完成工业化,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短期内将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建成工业国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也存在若干弊病。改革开放以后,传统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其中最重要的是,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购买商品房成为城市居民。当前国家正在为农民自由进城提供越来越多的保障领域,进城农民开始获得与城市人口越来越接近的各项权利。
另一方面,则是过去城乡二元结构中加诸城市人口的各种保障,尤其是就业安置和住房保障,越来越交由市场,或者说,国家渐渐退出对城市人口的各种特权保障,而交由市场来解决。在进城农民开始获得与城市市民同等权利的同时,城市市民权利的含金量也在急剧下降。
也因如此,进城农民能否在城市体面安居,主要来自他们能否通过市场获得稳定就业和较高收入,而不可能来自国家为他们提供的保障。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和中国经济结构所处国际位置,中国城市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条件,也不可能为大多数人提供高水平保障。农民进城,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都只是年轻子女进城,年老父母和年幼子女留守农村,或年轻时进城,年老返乡。其中原因,是大部分进城农民无法在城市中体面地获得完成家庭再生产的经济收入。
当然不只中国如此,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此特征。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进城农民无法体面在城市安居,又回不去农村,他们在城市中的聚点,就形成了规模巨大、条件极差的城市贫民窟。除中国以外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规模巨大的城市贫民窟,其中原因非制度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即经济发展阶段使然。
中国的好处是,进城农民若无法在城市获得较高收入,可以让父母、子女留守农村,自己年老在城市就业困难时也能返回农村。中国城市规模巨大,经济发展极快,相当一部分进城农民通过个人努力,加上运气,可以将留守农村的父母、子女接到城市生活,顺利完成城市化;其余大多数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又不愿沦落到城市贫民窟中的,则可以选择返回农村。他们可以选择返乡从事农业生产,既有自己的宽敞住房,又有乡里乡亲的熟人社会,还有可以获得收入、就业和劳动意义的土地,以及农村的自给自足经济,干净的环境,久违的田园风光。”。……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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