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4期 2015-04-13 章开沅
 
新春絮语:点赞人民
文│章开沅
夕聆听习主席2015新年贺词,亲切质朴,新意纷陈,特别是“点赞人民”等语深得我心。酣然入梦,次日清晨,醒来已是阳光盈窗,鸟语花香,我已进入89岁,与全国人民一样喜迎羊年。羊与祥通,预示吉祥,但网上新闻头条,竟然是上海外滩跨年活动发生严重踩踏惨剧,36条年轻生命同时逝去。喜悦顿时化为悲痛,当头一棒,思绪万千。
中国文字源于象形,字形寓有丰富信息。人字最妙,加一为大,加二为天,故云人命关天。儒学实为人学,最大要义为仁,讲究的就是如何做人与如何待人,故儒学亦可称为仁学。虽皇帝贵为天子,但开国明君亦知人心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心所向,是为潮流,潮流所往,无可阻拦,此为数千年历史早已证明,堪称铁律,万古常新。远的不说,就以抗战结束后国内战争为例。国民党表面上强调宪政,仿佛要归政于民,经常宣扬“民族、民权、民生”。但他们的“三民主义”打不过我们的“一民主义”,即“为人民服务”。因为他们讲的与做的大不一样,独裁专制,贪腐横行,使亿万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深渊;而我们的“为人民服务”却是真讲实做,时时处处事事为人民谋利益,让老百姓当家做主。回想当年三大战役,解放军挥师南下,北方老区人民推着小车千里运军粮,那阵势也与野战大军一样浩浩荡荡。我们随军南下,每到新解放区,总是吃那业已霉变的军粮,用劣质高粱面做成的窝头被戏称为“铁塔”,又硬又涩口,吃什么拉什么,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新区老百姓吃质量较有保证的米面!所以建国后曾有这样的“点赞”:“人民共和国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些年月,党和人民的关系真正说得上是鱼水关系。
时过境迁,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转眼已过一个甲子。由于权力过于集中,民主法治未完善,加以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弊端丛集,贪腐漫延,已经严重损害国本,改革与反腐遂成为当前首要任务,亦为全国人民殷切期望之所寄。2014年之所以成就辉煌,正为顺乎民心,才能政通人和。但我们丝毫不能自满,2014年仅是新政开篇,2015年才是深化改革,真正革故鼎新的一年,成败利钝,关系全局。
在新的一年里,理应朝野同心,众志成城,把改革胜利进行到底。但上海踩踏事件等负面新闻,却透露出盛世危言,即2015年绝不是风平浪静,稳操胜券的一年。且不说国际环境的险恶,与国内改革阻力的巨大,更可怕的是处在改革第一线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不足与掉以轻心。一叶知秋,见微知著。踩踏事件虽是偶发的,却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最可怕的是某些高层官员的玩忽职守,心有旁骛。何以如此,岁尾年头,“两会”召开,官场难免有新洗牌,因而考虑乌纱帽较多,真正关心百姓福利安危太少。更有甚者,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已久,挥霍公款乃至化公为私一向得心应手,现今改革已经改到自己头上,表面上双手赞成,内心里牢骚满腹。这些人并非真正的改革派,大势所趋,无可奈何,巴不得改革出现某些重大挫折,导致无疾而终,一切返回原点,他们又可以安然过神仙一般的快活日子。故我认为,改革的最大阻力,不在外部,而在内部,特别是在高级官员内部。如果没有真正自我革命的反省,就不会有改革的最终胜利。
我们这一代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有幸曾经目睹乃至参与中国若干巨大历史事变,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肇建等。老友金冲及的佳著《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不仅对这一年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复杂局势,做出精彩的宏观叙事,而且还反映出我们这代人当年的政治抉择与心路历程。台湾学界老友,有人曾戏说我是“国民党两次丢掉政权的历史见证”。所谓“两次丢权”,第一次自然是指国民党政府的整体被迫迁台,第二次则是指台湾2000年大选的首次政党轮替,国民党由于内部分裂而严重挫败,民进党则过早侥幸执政八年。那一晚我们在台北参加的学术会议正好闭幕,因此得以亲自体验一下此次事变的历史场景。当然,这两次事变从性质到前因后果都不能相提并论,但从中国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的盛衰荣枯中仍然可以吸取若干历史经验。
我与冲及都曾在南京与上海(当年称为京沪地区)读过大学,因而对于国民党政府核心地区民心向背的迅速变化感受更为深切。抗战胜利曾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喜悦与希望,同时也等于给病入膏肓的国民党政府注射一针强心剂,因为其腐化程度自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已经与日俱增。民谚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马达一响,黄金万两”(指走私),从粮食到汽油,从民生必需到国防资源,都成为囤积居奇、垄断谋利的“奇货”,再加上独裁专制的法西斯统治,所谓“大后方”的社会危机并未因为“胜利”而有丝毫化解。至于包括京沪在内的所谓“沦陷区”,老百姓在日本侵略军残暴统治下,对于中国政府的“光复”本来渴望已久,因此更加充满战争结束后休养生息的期待。但国民党政府众多官员却以胜利者自居,把“接收”变成“劫收”,贪污勒索无所不用其极,即以当地停止使用的“储备券”兑换法币为例,实际上成为对沦陷区人民的一次整体性洗劫。而接收大员则人人“五子登科”[指房子、车子、票子、(金)条子、婊子(二奶)],骄奢淫逸,令人发指。“望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流行一时的民谚充分反映了沦陷区众多百姓的怨恨。1947年以后,国民党一系列乱政的推行,如金圆券的发行与贬值,上海打虎运动的流产,军警特务擅进校园等,进一步激起全国范围的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终于汇合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开辟的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早在三大战役发动之前,明眼人一看即可预见国民党政府的败象已成,其主要表征就是民心尽失。
其实,国民党高层中未尝没有头脑较为清醒者,作为蒋介石最为亲信的陈诚即为其中一人。
作为国民党顶层将领,1947年也是陈诚极为困难的一年。他不仅在东北战场屡遭重挫,而且严重的胃肠溃疡再次复发,只有先后到上海、台北治疗并休养。在此期间,他不仅完全解除了军务之劳,而且远离了党内的复杂纷争,得以比较从容地反省国民党何以一败涂地,并对台湾的政局民情有所考察了解。陈诚自知对国民党的危局无法置身事外,因此不能不对今后如何因应有所准备。果然,1948年12月底,蒋介石在被迫下野之前,紧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陈诚接手的台湾,这时是个烂摊子。他认为:“台湾光复虽已三年,但一切基础都还没有树立,地方对中央,每多疑惧,人民视政府,无非剥削。自‘二二八’事变至今,此种隔阂始终未除……要想扭转颓势,固在争取民心,而治台要义,则在不与民争利。”因此,他把施政方针确定为“人民至上,民生第一”。这八个字是他经过长期痛苦反省,反复提炼而成的觉悟,也是他晚年始终抱定的宗旨。他先后担任过台湾省主席与“行政院长”,都是以“关注民生争取民心”为一切工作的轴心与基础。他虽然遵循蒋介石的意旨,一直把“确保台湾,准备反攻”作为施政总目标,但实际上仍把经济建设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中之重。他坦率地说:“我认为‘反攻复国’还是一个力量问题。所谓力量,武装方面的固然很重要,而财政经济方面的尤为重要,因为武装力量的命脉就是财经。财政、经济的难关打不开,‘反攻复国’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所以他从执政一开始就在增加生产,节约消费,调整供应,稳定物价诸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与此同时,他认真推行“三七五减租”,减轻农民负担,紧接着实行“公地放领”,并且在1953年就比较平顺地完成台湾土地改革。所有这些都为台湾此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作为职业军人,陈诚却有政治头脑,而且抗战期间亦曾在湖北地区有过主政经验。他在养病期间的深刻反省与“八字方针”的提出,虽然未能挽救国民党政府的整体危局,至少还是为国民党留下一条比较稳妥的退路,这才有台湾此后数十年的进步与繁荣。当然,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第七舰队的进驻,也帮了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的大忙,但其内部的反省与革新也确实产生明显功效。
往事并非如烟,历史多有殷鉴。现今世界格局已展现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情况极为复杂,但必须认清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最好的形势。目标已经明确,道路业已指明,只有凝聚民心,顺从民意,把改革与反腐进行到底,才能化危为安,取得最终的胜利。山村野叟,献曝之言,或许尚能唤醒至今仍在观望犹疑的上层人士。
                          (作者系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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