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4期 2015-04-13 刘道玉
 
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
——写在“钱学森之问”提出十周年
文│刘道玉
    学森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大师,是资深的两院院士和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他对中国科学技术与国防建设的贡献,无人望其项背,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他博学多识,除了在航天科学领域的贡献以外,在系统科学、控制论、思维科学、科学艺术等领域亦有重要建树。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20世纪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得益于那里自由、创造性的学习和研究,从自己成功的经历,深切感知创造教育的重要。因此,他一直倡导创造教育,其代表性的教育思想集中反映在《集大成得智慧——钱学森谈教育》和《钱学森创新教育的伟大实践》两本书中。到了晚年,先生最牵挂的还是教育,94岁时,在与温家宝总理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了一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振聋发聩的建言。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提出已经整整10年,迄今依然没有得到破解。
什么是“钱学森之问”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来到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探视已94岁的钱学森,目的是征求先生对国家制定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的意见,包括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和重大项目等。谈完对科技规划的意见后,钱学森先生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是“钱学森之问”?从谈话中可以看到,为什么老是冒不出杰出的人才或者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应当是先生提问的主旨,也就是“钱学森之问”的核心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先生在谈话中已经给出了,它就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从因果关系看并不难理解,杰出人才是果,而能否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模式去办学是因。本来,问题并不是十分复杂,我们只需要认真理解和大胆实践就行了,可是却没有这么做。
    那么,究竟什么是杰出的人才?迄今尚没有统一的界定,每一个人的理解可能不尽相同,似乎每人心中都有一个没有言明的标准。虽然我们不能把杰出人才神秘化,但他们绝非一般人才,我认为宁可严格以求,而不可作庸俗的理解。其实,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以己量身定制的标准。我愿意以先生为标准,把杰出人才的条件具体化。按照我的理解,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方能称得上是杰出的人才,例如获得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世界各学科领域的大奖者,在各学科领域被国际公认的学术大师,创建科学学派的领军人物,出版了传世的学术或文学经典著作者,在科学技术领域里做出了能够引起革命性变革的重大发明者。窃以为,也许只有这样的人才,才是钱学森先生希望看到的杰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的困惑
我研究创造教育学30多年,对有关创新和创造的信息是比较敏感的,平时比较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钱学森先生与温家宝同志的谈话在2005年7月29日,而《光明日报》是8月23日报道出来的,时差居然长达25天,这绝非对待一位科学泰斗重要建言的正常态度。从那时开始,我就在等待教育当局和各大学校长的回应,但我彻底失望了。
直到2006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才在中南海第四会议室召开会议,传达和研究钱学森先生的建言,这较提出建言时间又滞后了一年三个月。参加会议的有6位大学校长和多名教育家,温家宝总理说“就钱学森提出的建言请教大家”,得到与会者们的解答却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大高等教育的改革”“促进高等教育的大发展”,等等。这些回答不着边际,可以说是离题万里。
钱学森先生逝世后不久,安徽师大传媒学院院长芮必峰等11名知识分子,以公开信的方式致函国家教育部部长,呼吁教育界直面“钱学森之问”,希望“我们一起来深思、来解题……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便是对钱老最好的缅怀。”可是,呼吁归呼吁,仍然没有见到教育部对《公开信》作出积极的回应。
上海交通大学是钱学森先生的母校,对先生怀有深厚的感情,2010年10月28日,在钱学森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举行了“求解钱学森之问”的纪念大会。该校领导人表示:“母校肩负着率先回答学长之问的责任。”可是,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没有见到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出了哪些创新教学的模式,也未能发现该校在推进教育改革和培养创新人才方面采取了哪些重大的措施。
“钱学森之问”牵动全国各界,求解或是破解的人士无以计数,提出的答案应有尽有,不妨选择数例摘录于后:
国家教育部回应:改革人才评价制度。刘人怀院士等学者撰文“试答钱学森之问”,他们提出的措施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摆脱教育行政体制对教育的束缚;教育去产业化,摆脱市场化对教育的干扰;教育去关系化,让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某院士回答:浮躁情绪是最大的敌人。其他的回答还有:从幼儿抓起,改革中学教学,举办英才班,等等。
2015年来临之时,北京举办了“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首届)年会,一起求解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与会者有经济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作家等,这是集多学科专家的一次“问诊”,也可能是迄今为止民间规格最高的研讨会。经济学家认为:“均值”高而“方差”小,难出杰出的人才;教育家认为:过度行政化影响大学的创造力;哲学家认为:培养杰出人才首先要加强人文教育,等等。这些回答未免太学术化了,虽然对人们有启发作用,但对破解“钱学森之问”作用不大。
以上各种各样的回答,虽然不能说都是不正确的,但至少都没有涉及“钱学森之问”的核心。这就使我感到困惑,一个本来并不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不能正确回答?原因就在于现今70岁以下的大多数人都是接受传统的应试教育,很难有“创造”的思想意识,也分不清创新与创造的本质区别。另外,中西方思维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求多不求新、求同不求异、求稳不求变”,而西方人则恰恰相反,这就是不能破解“钱学森之问”的主要原因。
 
完整版的破解之道
值得指出的是,求解“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与求解数学上的猜想不同,后者只需得到一个符合假设条件和逻辑推导的数学证明,而前者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回答,更重要的是还需要付诸实践。因此,可以说,“钱学森之问”是答易而行难,它不仅受到教育内外部各种因素的掣肘,而且必须对现行已经过时的大学教学模式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那么,究竟怎么样才能破解“钱学森之问”?近10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个问题,力求从整体上加以破解。我设想的破解方案由三部分组成,它们是互相联系的,而且都具有可行性,每所学校都有条件实施。
第一,大学可行的创造教育模式。现在大学的教学模式已经沿袭多年,它是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和以课本为中心,简称为“三中心”的教学模式。为了改革这种已经过时的僵化教学模式,我设计了一种称为“SSR”的创造教学模式,并撰写了《关于创造教育模式构建》一文,发表在2000年《上海教育发展研究》第12期上,被该刊评选为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在改革僵化的教学模式问题上,我与钱学森先生不谋而合,都主张大学应当按照创造教育模式办学。
什么是创造教学模式呢?我设计的SSR创造教学模式,其中第一个S代表自学(Studyindependently),第二个S代表课堂讨论(Seminar),而R代表科学研究(Reseach)。这三种学习方式既互相联系,又是由浅入深的推进过程,都体现了学习者独立自主的特点。自学与讲说章句相区别,课堂讨论是双向交流,能够激发灵感,在辩论中增长才干,而科学研究是走自己的路,创造新知识。具体实施步骤是:在普遍自学的基础上,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疑难问题,提到课堂讨论上进行辩论,以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进而,把课堂讨论中形成的某些有探究价值的问题,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进行研究,达到既提高研究能力又出成果的目的。因此,SSR模式是新颖的,符合创造性教学的原则,是培养杰出人才的重要途径。
同时,SSR模式又是切实可行的,每所大学都有条件实施。这个模式的关键是自学,人类文明的传承就是从自学开始的。印度天才的数学家拉马努金12岁开始对数学产生兴趣,15岁就自己解答数学疑难问题,后被英国剑桥大学著名数学家戈德弗里•哈代发现,邀请到剑桥深造,也因此成就了一位20世纪初叶伟大的数学家。既然抽象的数学都能够自学,那么很多单纯表述性的人文社会学科课程,只要具备高小文化程度,我想大多都能通过自学掌握。然而,现在的课堂多数还是完全逐章逐节地讲授,不仅浪费时间,也窒息学生的智慧。因此,必须完全抛弃“三中心”的教学模式,代之以实施SSR创造教学模式。
第二,我国大学的问题太多了,其中最突出的是“趋大若鹜”,如“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和“高大全”的办学模式,它们已经成为沉疴宿疾。正是这些痼疾,阻碍了杰出人才的成长。目前,大一统的教育体制表现得十分明显:教育部控制了绝大部分教育资源,直属大学越来越多,从“文革”前的20所膨胀到现在的75所;此外,还有“211工程”大学112所,“985工程”大学39所,它们完全由教育部指定,而不是平等竞争产生的;自1990年代初开始,在教育部主导下,全国大学频频改名,大专学校和单科学院升格,大学合并都要建设大而全的航空母舰式的大学。由此,掀起了一股攀比风、浮夸风和学术剽窃、造假风。这些歪风邪气与培养杰出人才相悖,现在是到了需要猛药治沉疴的时候了。
科学发展史表明,创造性的果实只生长在自由的园地,杰出的人才只能成长在自由的环境里。科学的态度就是质疑,科学的精神就是批判,因此营造大学独立和自由的学风,就是造就杰出人才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表明,统一得越多,经济越没有活力,管理得越多,基层就越没有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教育改革必须以改革大一统的教育体制作为突破口,教育部要率先进行自我革命,首先从简政放权开始,转变教育部领导的职能,克服机构设置过多,下决心解决大包大揽和瞎指挥的现象。
进入2015年,教育部门又喊出了打响教育改革攻坚战的口号,这已不是第一次提出类似的口号。自1999年11月13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来,先后制定了不少教育规划,都强调“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可很多是雷声大雨点小,少有成效。依我看,这一次喊出的口号,可能又没有选准目标。除了高考和招生改革外,其他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项目,如解决小学就近入学问题,教师师德“红七条”等。这些工作不是不需要抓,而是不必由教育部来统管,这样势必导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第三,创造教育需要从少儿抓起。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大学只是收获期,而播种和耕耘却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少年儿童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在他们思维尚没有形成定势之前,是实施创造教育的最佳时期。因此,必须对少年儿童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这对培养杰出人才至关重要。
从本质上说,教育是启蒙和解放,所谓启蒙就是开启学生的智慧和健康的心灵。教育的解放作用主要表现在解放少年儿童的个性、好奇心、想象力、求异的思维习惯和冒险精神。这五点是决定一个人有没有创造力的关键,可是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这些重要的素质都被泯灭了。据报道,美国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NAEP)对21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而想象力则是倒数第一。生理学家已经证明,人的大脑分为左右两半球,左脑是知识脑,右脑被称为创造脑,前者的功能是语言、计算、概念、分析等能力,而创造脑的功能是想象力、直观、空间、形象等。我国基础教育把语文、数学、外语当作主课,而把音乐、美术、科技制作当作副课,颠倒了智能训练的主次关系,从而导致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低下状况。
应当清醒地看到,各省市基础教育的主管部门,对素质教育抓得非常不力,基本上还是以上重点、考高分、进名校和高升学率来树立示范学校。现在全国各地有不少的应试教育典型,如超级考试工厂、亚洲第一考试工厂和各级示范学校,虽然这些中学升学率很高,不少学生考上了名牌大学,但它们却是在窒息学生的智慧,戕害学生的心灵,摧残学生的身体,其中一些学生不仅不能成才,甚至可能成为“废品”。可是,这些就在教育部眼皮底下的“高考工厂”,为什么不整顿、不制止呢?这种放任、容忍,就是对应试教育认同,完全是不作为的表现。
考高分与进名校,究竟与成才有什么关系?长期以来,包括国家教育领导部门的不少人都认为,我国的基础教育是最好的,在世界中学生的考试比赛中,均居于全球之首。其实,这是一个悖论,考高分、进名校与成才没有线性关系。如果说我国基础教育最好,照说这些学生进入大学后更有“后劲”,但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水平又不高呢?据统计,美国大学生创业率高达20%~23%,而我国大学毕业生创业率不到2%,成功的不到1%。这种差别,正说明我国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绝不能再沾沾自喜了。我国基础教育的出路,必须从幼儿抓起,实施以创造力为核心的素质教育,彻底解放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上述三点是我对“钱学森之问”完整版的破解,虽然不一定是最理性的答案,但毕竟是我用心求解的。希望各界同仁,都来献计献言,群策群力,共同求解“钱学森之问”。
              (作者系武汉大学原校长、教授,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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