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七期 2019-08-12 郭晔旻

“只知有莫,不知有英”——一个香山买办的家族传奇

│郭晔旻

买办之始

谈及近代中国贸易史,“买办”无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百余年后,尚不能盖棺论定。有人认为,这些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啻“中国与西方的桥梁”;也有看法认为他们只是些替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活动的代理人:激愤者如章太炎,干脆斥之为“白人之外嬖”。

其实,买办这个行当在鸦片战争前就已出现。不过在当时,他们的地位并不显赫。依照1832年瑞典人龙思泰在《早期澳门史》一书中的说法,“一个人要在广州筹办一家商行,必须先找一名买办。买办就是得到特别许可执照,充当仆役头目的人。他对商行的内务有总的监督权,按雇主的愿望介绍其他仆人,购买食物及日用品,等等”。这样一个“仆役头目”的身份,与几十年后游走于中外商人之间,叱咤风云的商业大亨形象实在是有云泥之别了。

对于买办而言,1842年的《南京条约》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清廷取消了广州十三行的对外贸易垄断,规定外商可以“自由贸易、随意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只不过,欧美洋人既是远道而来,不通汉语,也不了解中国,想要与华人做生意,没有一个华人为中介,就无法拓展业务,也难以取得华商信任。正是从此时起,买办真正变成了中外贸易间的一个重要角色。

早期的买办“多系旧日洋商行店中散出之人,本与该夷素相熟悉”。由于与广州十三行的这层渊源,粤籍买办一时间独占鳌头。譬如19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商琼记洋行所雇佣的24名买办,清一色系广东人。至于粤籍买办之中,又以香山人为多,故香山被称为“买办的故乡”。这里“既近广州又近香港,也是中国早期国际贸易中心之一——澳门的所在地”,“因为大多数当地人从事海上贸易,自然许多买办就来自这一地区”。 

莫仕扬(1820-1879)就是这样一位香山买办。他是香山金鼎镇会同村(今属珠海市会同乡)人。早在鸦片战争前,莫仕扬就已随父亲及同乡在广州经商,通过行商(十三行)与外商做生意,还在英商洋行(商馆)做过帮工。这样的经历让莫仕扬结交了不少广州行商和各地商人,以及不少外商朋友,当然为此他也不得不学习英语(也有说法是他与英人交往仍需仰赖“通译”)。

咸丰六年(1856),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广州发生了商馆被烧事件,外贸业务遭受沉重打击。这时,莫仕扬的英籍朋友极力劝他“趁着香港目前处于开辟商埠时期,如赴港搞生意,必可获得巨利”。于是莫仕扬在咸丰十年(1860)由广州赴港经营建筑业。当时,港英政府为了鼓励本埠商人及外来人士投资建造业,以每英尺一两白银的低廉地价批予申请人兴建,莫仕扬藉机申领了不少地皮,在今天中环的摆花街与卅间街(香港街名,因莫仕扬首先在那里兴建30幢房屋得名)等地段兴建了一批住宅,用“置业公司”的名义进行买卖,获利颇丰。之后莫仕扬又开设商行,兼营进出口杂货生意,从此跻身于香港华人富豪之列。

除了自己经商,莫仕扬还在香港的美商琼记洋行里担任买办。与其他香山买办一样,他的精明强干和诚实可靠,尤其受到外商的信任。按照19世纪50年代后的惯例,几乎每个买办都必须有人作保,或以押金担保,保证人对于他们在商业交易上的诚实和资金偿付能力负有全部责任。而在1859年约翰·侯德给阿尔伯特·F·侯德的信中就称:“上海买办根本不可靠。不过他由我们第一次去上海时我们的老买办(莫仕扬在广州)作的保。”换句话说,只要是莫仕扬保荐的人,外商就可以放心使用。……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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