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七期 2020-08-03 王美怡

│王美怡

 

年轻时候的冼玉清,是岭南大学里的一道风景。

她穿着素净的旗袍,从怀士堂、黑石屋前走过,回到碧琅玕馆的书房里,校勘古籍,著书立说,偶尔弹弹古琴、画几笔丹青。在书卷中浸泡久了,她看起来恬静、和雅,自带一种大家闺秀的简静之美。

在作家秦牧的记忆里,她是完全生活在古籍堆中的世外之人:

我从来没有见她穿过“布拉吉”之类的西服,她有时也在髻上簪一朵鲜花。你和她接近了,会隐约感到她有一点儿封建时代闺秀作家的风范,仿佛和李清照、朱淑真、陈端生等人一脉相承。

冼玉清出身富豪之家,很早就在南方学界声名鹊起。自上世纪30年代起,她一直住在位于岭南大学东北区32号的碧琅玕馆里专心治学。在这所南方最著名的教会大学里,她是学问渊博、精于金石古籍鉴藏、名满岭南的女教授,诗词书画兼通的女才子。解放后,她没有选择去澳门和香港任教,选择继续留在岭大,与古籍古物为伍。她说:只要给我一个地方研究古物就行。”

上世纪50年代,冼玉清是陈寅恪家的常客。两人在一起切磋学问、谈诗论词。每逢过节,冼玉清总是提着细篾竹篮登门拜访,竹篮里装满了节令食品,还有以毛笔正楷在大红纸上书写的长长的“礼单”:“兹馈赠罐头两听、苹果四个、皮蛋六只、甜糕八块……”这礼单,被出身名门的陈夫人唐筼小心地折叠起来,夹进旧书里。冼玉清与陈家交谊久远。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先生曾亲笔为她的书斋题写“碧琅玕馆”四字。冼玉清毕生珍藏此匾,一直把它悬挂在书斋正中,两旁缀以杜甫诗句条屏:“潇洒送日月,寂寞向时人。”

碧琅玕馆里的漫长岁月是寂寞的。可是,寂寞的好处,也许只有埋首书堆年深日久的人真正懂得。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宏阔和洒脱,冼玉清早早就体悟到了。女人要抵达这种超迈的境界,也许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比如放弃花前月下的缠绵、儿女成群的快乐。

冼玉清终身未嫁。夜深的时候,故纸在手指的摩挲下发出细碎的声音,她的心很静,静得能听见书山学海里隐藏的无数神秘、智慧的声音,那是无数前贤硕儒在时空深处的吟咏和倾诉。书窗之外,是群山逶迤、江海相连的岭南大地。她看见他们从册页中漫步而来,牵引她走出书斋,一起去踏勘这片朴野、雄浑的土壤。她知道,岭南文化的精髓和种子,就深藏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下面,她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步履不停地行走、追寻……

对于冼玉清这样的本土学者,岭南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是相对于中原、江南而言的另一种文化遗存,也是她终其一生守护的宝藏。

岭南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素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和源流,历朝历代皆有文化承命之士在此领域殚精竭虑,上下求索。苦节、坚贞、特立独行、孤芳自赏的岭南遗民文化传统,在冼玉清和她“沉迷旧学”的朋友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终其一生埋首故纸堆里苦苦耕耘,彼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凝聚成一股不容小觑的文化力量,承担起岭南文化的传承重任。

冼玉清是这支队伍里的重要一员。在那个年代,她甚至可以说是其中唯一的女士。

常年与青灯古卷相伴,在故纸之中爬罗剔抉,在常人看来是件清苦难耐的事情,冼玉清却是甘之如饴。这与她自小接受的学术训练密切相关。

1895年1月10日,冼玉清出生于澳门一个富商家庭。父亲冼藻扬创办天和轮船公司,经营西江航业,并在港澳投资获利较丰的电灯公司、牛奶公司、麻缆公司,还开设建昌荣药庄,富甲一方。1903年冼玉清正式开蒙,先后入读澳门林老虎私塾、启明学校等。1907年,12岁的冼玉清转读新会名儒陈子褒在澳门荷兰园二马路开设的灌根学塾(即子褒学校中学普通科)。

冼玉清的恩师陈子褒与康有为本为同科举人,且年长康氏,但他极为佩服康有为的渊博学识和智慧韬略,毅然拜康有为为师。光绪年间的康有为正值盛年,满腔救国情怀,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集岭南英才以育之。康有为有言:“将倾之大厦,必须有万木扶持,而非一木所能胜任,故欲集天下英才而教之,冀其学成,群策群力,以救中国。”

陈子褒是万木草堂文化精神的坚定传承者,他在以后的人生选择中以教书育人的方式实现着康氏的救国理想。在重要的历史变革阶段,有雄才大略者选择振臂一呼,揭竿而起,而另一类饱学深思之士则以其史识和睿智,选择了一条看似波澜不惊却是负重前行的道路,成为让文化薪火相传的传灯人。陈子褒正是后者。他早早就洞彻“救国在教育耳”。从1899年起,陈子褒在澳门先后开设蒙学书塾、灌根草堂、子褒学校等,全力投身教育,成为声名远播、惠及后学的一代名师。

冼玉清12岁时拜陈子褒为师,前后共8年。冼玉清陈门受业,接受了陈子褒独创的特殊训诂训练,这为她后来在岭南文献整理研究领域游刃有余、触类旁通的扎实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冼氏一生治学,从陈门获益匪浅,故她终其一生都对恩师铭感于心。

1915年,20岁的冼玉清结束了子褒学校的学业;于1916年入香港圣士提反女校读了两年英文,因不习惯“繁华的花花世界”,转入岭南大学附中就读。1920年,从附中毕业的冼玉清直升岭南大学国文系。1924年冼氏大学毕业,1925年新学期被聘为岭南大学国文系专任助教,此时她已年过三十。由此,冼玉清正式踏入广东学界。

1927年岭南大学收回由华人自办,钟荣光首任华人校长,特聘冼玉清担任岭大博物馆馆长。冼玉清得以跻身于岭南大学这所广东高校中待遇最为优渥的“贵族学校”,并一直深得钟荣光校长的器重和提携,这与恩师陈子褒不无关系。陈子褒向老友钟荣光引荐了这位颇有学术前途的得意门生,钟荣光此后一直着意培养这位饱读诗书的女才子。此举源于他与陈氏的友谊,但更深的用意在于延续岭南文脉,传承学术衣钵。

1930年,钟荣光将校园内“九家村”的一处平房拨给冼玉清居住。冼玉清称之为“碧琅玕馆”,这一幽静清雅的居所为她沉潜其中读书治学助力良多。1935年冼玉清升任岭南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任广东通志馆纂编、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1938年晋升为岭大国文系正教授。

冼玉清学术上的高深造诣离不开她深厚的国学基础。上自十三经和二十四史,以至宋元学案,历代古诗文辞,冼玉清均广为涉猎熟研,还能以英语讲授二十二史,故在短短数年之内便名满岭南,在校内外地位尊崇。

1920年进入岭南大学求学开始,冼玉清一生皆在书斋讲坛度过,从未动摇过“以学救世”的心念。1935年5月,冼玉清因患甲状腺肿瘤,经历了一场生死大劫。手术痊愈后,她写下在学界传诵一时的长文《更生记》,再次表述她“为人群谋幸福”的学术理想。

《更生记》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视为冼玉清一生的文化宣言。身处飘零时世,独身一人,独处一室,冼玉清却“以天下为己任”,扎根乡土,把一生的才华和精力都倾注在了岭南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上。这是最孤冷和清寒的行当,冼玉清从做出这一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将永远远离世俗的荣华和光芒。在中国文化史上,从来都只有那些“为文化所化之人”,会在功名利禄和文化使命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青灯黄卷的艰苦生活,苦守一盏文化孤灯,并使之代代相传,永不熄灭。……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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