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一期 2021-04-13 陈晓平

│陈晓平

 

广州芳村小蓬仙馆是两广总督叶名琛为其父叶志诜所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州未经认真抵抗而失陷,叶氏父子在仙馆的迷信活动应负有一定责任。1887年,张之洞将其改为“七公祠”。民国初年,政府又将之拨给康有为作为补偿。这座建筑与晚清三位著名人物有着直接关系,其重要性不容置疑。此前,将小蓬仙馆认为是康有为祖业的误会广泛流传,本文拟依据史料,给长期以来的争议画上句号。

叶名琛为父创建

叶名琛以大学士兼署两广总督,在英法联军之役中消极应对,被民间讥笑为“六不总督”。叶名琛固然受客观条件限制,军队主力在两广各地与洪兵起义军作战,短期内无法调回,但也与他迷信神仙“乩语”有一定关系。僚属请调兵、组织团练,叶名琛都不允许,说“过十五日必无事”,这句话是从扶乩得来。(中国史学会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待英法联军攻入城内,他才仓皇躲避,终于被擒,病死印度。

1857年12月,一群京官联名奏参叶名琛:既当军饷急需之际,而有余力偈建长春仙馆于观音山,筑小蓬仙馆于芳村,浪费民力,动至十余万。随其父叶志诜招集道众数十人,朝服参拜,惑众诬民,凡举大端,皆决于仙馆中,三尺童子,皆指其妄。”(《吴煦档案选编》第4辑)奏折所说的重要决策“皆决于仙馆中”比较夸张,但从各种迹象看,仙馆中的迷信活动对叶名琛的决策有一定影响。

1884年3月25日,香港《循环日报》报道称:“花地口小蓬仙馆,乃前大学士、两广总督叶制军之封翁所筑建者也,养道修真,共参妙谛,其同道者尽属羽士之流,早已声传遐迩。”“制军”是对总督的尊称,“封翁”此处指叶志诜。小蓬仙馆的匾额两侧有“咸丰七年丁巳孟春”,体仁阁大学士两广总督叶名琛敬书”石刻,证明了叶名琛与小蓬仙馆的特殊关系。

康有为的挚友黄绍宪在《秋江泛舟同叔润游小蓬仙观》一诗的序言中说:“观为总督叶名琛之父志铣(诜)随任时建,内奉王子晋、李太白、吕纯阳,并集方士其间。咸丰四年,外夷扰粤,志铣(诜)笃信神仙,因而方士伪托乩书,参与机密,遂致全城失守,父子狼狈。光绪三年,余曾游春到此……”(黄绍宪《在山草堂烬余诗》卷三)黄氏于光绪年间两度游小蓬仙馆,未有只字提到好友康有为,可见有的研究者把小蓬仙馆认作康氏“祖业”缺乏依据。

叶名琛动用巨款为父修建长春仙馆(在越秀山)、小蓬仙馆,源自叶氏家族根深蒂固的道教信仰。叶家本是徽商,在武汉经营叶开泰药店,声誉日隆,财源滚滚,堪与北京同仁堂、广州陈李济比肩。当年的中药商多供奉“医药之神”吕祖,由此而及于其它道教神仙。明清时期吕祖信仰的突出特点,是布设乩盘,通过“降神”仪式请吕祖降临,神仙附体的乩手用木笔在沙盘写字,此为“降乩”。善男信女在神仙降临之际,求问吉凶,乩盘里写出的文字被当作神仙所赐的答案。叶名琛是汉阳叶氏传人,也深受吕祖信仰的影响。

1858年2月17日,英军押送叶名琛的船只停泊于白鹅潭,行将出发,叶氏派人送信称:“将行海外,求备衣服食物,并《吕祖经》一册。”(《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当时的南海知县华廷杰也记载,船泊自白鹅潭开行前,“叶相手书一纸,取须用衣服饮食各物具备,内有《吕祖经》一本”。(华廷杰《触藩始末》)《清史稿·叶名琛传》谈到,居印度时,叶名琛“赋诗见志,日颂《吕祖经》不辍”。从小蓬仙馆供奉吕祖,到去国之前索要《吕祖经》,再到居印度时每天念诵,可窥见其与扶乩活动关系之密切。

明清以来的吕祖信仰与中医学、中成药业的兴盛有直接关联,一开始是病家通过扶乩向吕祖求医问药,进而发展到预测吉凶祸福,乩语往往模糊多义,而问者只取其合意者,如痴如狂,以致发展成为遍及城乡的“扶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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