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四期 2021-06-22 何立波


│何立波

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马克思的名字与他的学说虽然在19世纪末即在我国的报刊上涉及,但它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并在社会上造成声势,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李汉俊正是在这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大拐点时脱颖而出。

李汉俊1890年出生于湖北潜江,14岁东渡日本求学。甲午战争后,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的传播进入高潮。1898年10月,日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李汉俊与日本著名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有师生之谊,受其影响转而倾向马克思主义。在日期间,李汉俊还结识了戴季陶、沈玄庐,二人思想对李汉俊影响较大。就这样,李汉俊成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李汉俊热情欢呼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后进的中国“实在是最美满的天赐品”。

1918年底,李汉俊从帝国大学毕业,放弃了做工程师的愿望,怀着救国热忱毅然回国。他从日本带回大量的英、德、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先回故乡湖北,积极地介绍俄十月革命,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并积极投身湖北的工人运动。

不久,李汉俊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1919年,李汉俊到上海,借住在胞兄李书诚(辛亥革命元老,曾任黄兴的参谋长)的寓所。1919年初春,董必武、张国恩、詹大悲从湖北来到上海,客居湖北善后公会,和李汉俊熟识起来。李汉俊向董必武热情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将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推荐给了董必武,使董必武奠定了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李汉俊成了他的指路人。四位湖北人几乎天天见面,热烈讨论匡时济世之策。董必武认为,“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董必武当时主张改造社会,首先从改造教育入手。他带着这种思想回武汉,希望能改造湖北教育会和办学校。但湖北教育会很糟糕,使他十分懊丧。李汉俊指出应该改造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只有对中国社会实行彻底的改造,教育才能得到改造。在1919年10月,李汉俊在写给董必武的一封1.5万字长信中,详细阐述了他对于社会改造的意见。李汉俊在信中对调和主义和教育救国论这两种观点进行了批判。十几年后,董必武称李汉俊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以《星期评论》为宣传阵地

1921年4月,日本著名文学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上海,4月25日在上海与李汉俊会晤。这次会晤给芥川龙之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李汉俊的整体印象是“李人杰才华出众”。的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中,李汉俊出类萃。他初登中国的舆论舞台,就非常鲜明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1919年8月17日,他的处女作《怎么样进化》就是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此后,李汉俊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这段时间,李汉俊在报刊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时评100余篇(含与人合作的译文)。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书籍与重要刊物几乎都与他有关。

李汉俊还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开设唯物史观课程,与李大钊成为在我国高校最早开设唯物史观课程的教授。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舞台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李汉俊活跃的身影,因此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曾赞誉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绝非溢美之词。茅盾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到,“李汉俊绝顶聪明,他是投身革命后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相当高的”。

李汉俊回国后不久,即应《星期评论》主编之邀,为刊物撰写文章,而后又参加了该刊的编辑工作。1920年2月,星期评论社的总发行及编辑所搬到法租界白尔路李汉俊的寓所。李汉俊在《星期评论》上发表译文和文章38篇,涉及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国内外运动、提倡妇女解放、评述国际时事等。在李汉俊编辑工作的引导下,《星期评论》的指导思想更加鲜明地倾向马克思主义。

李汉俊很早就注意结合我国工人的斗争,发表有分析有指导性的评论,参与组织上海最早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他敢为上海工人说话。1920年2月,他声援日华纱厂三次工人同盟罢工,在《星期评论》上写了短评《国民是不是应该分家的?》,指出:“中国的警察署长,当即派警察去干涉罢的工人强迫上工,对于殴辱工人的日本人,竟连屁也不敢放一个。”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召开发起大会,李汉俊被聘为名誉会员。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李汉俊再次到会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会。

在李汉俊和陈望道等一些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下,《星期评论》的销量由最初的一千份发展到十几万份。《星期评论》是与北京的《每周评论》齐名的刊物,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和中国的劳工运动而获盛名,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成为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和《每周评论》同被称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当时,许多进步团体都把《星期评论》列为青少年必读的刊物之一,影响了许多人后来走向革命的道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李立三曾经回忆说,当时“最占势力的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曾担任中共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在《中国党史纲要大纲》中,将李汉俊主办的《星期评论》称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细胞”之一。1946年夏,周恩来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自己的经历时,指出《星期评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都是进步刊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星期评论》在李汉俊与戴季陶、沈玄庐的共同努力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毫不逊色于《新青年》。遗憾的是,1920年6月6日,在上海租界工部局和军阀政府的迫害下,被迫停刊。……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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