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四期 2021-06-22 何书彬


│何书彬

 

每年高考都是千万名考生过独木桥,而最终能进入美国“常春藤”名校的中国学生大约有200名,可以说是少数派中的少数派。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根本不会想到“爬藤”。然而,在100多年前的闽南乡间,就有一个乡村父亲,做着把孩子送进世界顶级大学的梦。他就是清末福建漳州平和坂仔的乡村牧师林至诚。他的孩子,是后来成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大家林语堂。

关键词:梦想

以今天的“后见之明”看,林语堂能成为一代文学宗师,可以说是有迹可循的。他的父亲林至诚是自学成才的典范。1924年出版的《中华基督教年鉴》评价林至诚:“林公品学方正,才学兼优。”林至诚本是一个贫苦的农家子,又出生在动荡的19世纪中叶。1864年,太平军攻漳州,林至诚的父亲被拉去做挑夫,从此音讯全无。9岁的他失去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后做挑夫为生。他后来常常把这段经历讲给孩子们听,对此,林语堂曾在自传中写道:他过去曾经在街上卖糖果,卖米给囚犯,获利颇厚。他也曾贩卖竹笋到漳州,两地距离约十至十五里地。他的肩膀上有一个肉瘤,是由于担扁担磨出来的,始终没有完全消失。”

对于很多乡民而言,如此困顿的生活足以磨灭一个人对生活的热情,但林至诚不是一个认命的人。他一直做着求学梦,没有条件上学,他便从十三四岁开始自学,后来达到能作文言文的水平,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24岁时,他进入神学院,后来作为一名牧师长期在平和坂仔布道。

林至诚夫妇一共育有8个孩子,6男2女,林语堂排行倒数第二,出生于1895年。这一年,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林语堂在自传中这样描述他出生时的社会环境:“时值清帝国末叶……清王朝本已是行尸走肉,若干年之后依然是行尸走肉。”

在绝望和希冀情绪的交织之中,许多人曾把维新变法当作一线生机。年轻的光绪帝推动变法,因此获得了大量支持者。当然,这些支持者大多是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如同后来鲁迅所言,那亿兆苍生,由于长期的麻木不仁,早已习惯于冷漠对待一切不关己之事。孤独的光绪帝在紫禁城中,根本无法设想,在远离京城的闽南僻远山乡,竟然有一个他的热切支持者。

这个支持者就是林至诚。那时,林至诚已经40岁了,如同早年的艰辛生活并没有磨灭他的求学热情一样,常年身处山乡也没有令他关注外界、关注变革的热情消退半分。他把一副彩色石印的光绪皇帝像挂在家里。他不随俗、不守旧,不让孩子们梳辫子,而是留一种僮仆式的短发,戴鼓浪屿街上法国水手们所戴的那种便帽。

林至诚还是当时的兴学先锋。1890年,他在同安传教时,创办了教会学校启悟轩,后改名为启悟学校(现为厦门市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1900年,他在平和坂仔创办了教会学校铭新小学。

林语堂一生都很崇拜父亲。后来他写道:“家父,没有什么政治关系,但是一心赞成主张维新的光绪皇帝和他的新政,这和当时在日本的中国那些领导人物如孙中山先生他们一样。”林语堂认为,父亲给孩子们带来了“一个绝对的梦想主义者的家庭”。

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发表了鲁迅的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写道,觉醒的人,应当解放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那时的林语堂也已是新文化运动的推手,并在《新青年》上发文。他大概会想起自己仍在山乡的父亲,如果没有父亲这个“梦想家”,他也许就不会走到北京,进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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