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六期 2021-07-12 常家树


│常家树(文史学者)

 

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军阀追捕,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他们相互交流,“相约建党”。5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与华人翻译杨明斋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陈独秀以后,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关于党的名称,叫“中国社会党”,还是叫“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写信与李大钊商量。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就是“共产主义室”即李大钊的办公室建立“北京共产党小组”。紧接着,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法国留学生、日本留学生等共产党小组相继宣告成立。各地共产党小组的活动实践,客观上要求建立一个全国性共产党组织已经水到渠成。

代表汇聚上海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为躲避密探跟踪,马林、尼克尔斯基之间不见面,只通过中间人建立联系。他们与上海共产党小组代理书记李达及李汉俊经过几次交谈,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经过与各地党组织协商,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关于代表名额,不考虑各地区党员人数多少,每个地区派2名代表,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七个地区。由于法国路途遥远,信件及代表往返来不及,所以未发邀请信。马林拿出了经费,每一位代表发给路费100元,回去时再给50元。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从上海开始。受陈独秀委托,邀请信由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分头去写,统一发出。

毛泽东和何叔衡是1921年6月29日下午6时离开长沙,坐船到武汉再转江轮到上海。

陈潭秋、董必武一起从武汉乘江轮来到上海。王尽美、邓恩铭共乘火车来到上海。

最晚赶到的是广州代表。无论是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还是李达、李汉俊,都期望陈独秀前来上海。信函、电报往来交驰,陈独秀均因在广州办校筹划经费不能到会,他提议包惠僧代表他赴会。包惠僧从广州出发7月20日到达上海。

博文女校与李公馆

代表们住在哪里,又在什么地方开会呢?筹备会议期间,李达就把食宿及确定开会具体地点等后勤事务交由夫人王会悟操办。王会悟沿着上海的大街小巷作了一番仔细的探访。她看到法租界白尔路的博文女校比较适合代表们居住,因为校长黄绍兰与王会悟曾在上海女界联合会共事,她找到黄校长说:有个学术团体要在上海召开一个学术讨论会,想在贵校借宿一下。”黄校长答应的同时又强调:“必须在7月20日以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放暑假。”这就是为什么党的“一大”要在7月23日召开的原因。当时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子。随后黄校长交给王会悟一个“捐册”。党的“一大”结束后,王会悟捐了20元钱,实际上相当于房租。

学校自然没有床铺,好在有地板。王会悟上街买了些芦席铺在楼板上。时值盛夏,芦席作褥倒也凉爽。住在这里的有毛泽东、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包惠僧、刘仁静等。

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西边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住在靠西边的一间。这房间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用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毛泽东的特点是“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列著作。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听取别人的发言。”(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关于开会的地点,照理安排博文女校最方便。因为吃住行一体化,还能省去不少时间。不过,有两个外国人往返进出一所女子学校,很容易招惹麻烦。

“到我家去开会吧。”李汉俊的提议与王会悟的想法不谋而合。其实王会悟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理想。她想到李公馆是一个很合适的开会地点,那里离博文女校很近。

李汉俊寄居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李公馆(现兴业路75号)是他的胞兄李书城租用的别墅。恰好这时,李书城正追随孙中山先生去湖南,在那里主持讨伐湖北北洋督军王占元的军务,家眷们大部分回湖北老家办事。

中共“一大”议题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外不同国籍、不同地域的15个人,悄声迈着稳健的步伐依次进入李公馆一楼餐厅,举行第一次会议。

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他语言不多,却很留心听着别人的发言。

25日、26日休会,利用这两天起草中共中央纲领和决议。

27、28、29三天复会,讨论党的纲领和今后实际工作。

在起草和讨论纲领的过程中,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应当制定什么样的党纲。

李汉俊认为,世界上的革命党,既有俄国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他以为,中共要走什么样的路,最好派人去俄国和欧洲考察,再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才能确定。他以为目前中共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共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刘仁静反对李汉俊的意见。他认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说中共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即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刘仁静的表述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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