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六期 2021-07-12 遆存磊


汪曾祺喜欢写人,善于写人,他对所写人物的态度多数是疏朗的、清晰的。

│遆存磊

 

汪曾祺喜欢写人,善于写人,他对所写人物的态度多数是疏朗的、清晰的。

朱自清

朱自清是散文家亦是学者,但他自己更看重后一身份,其职业为教师,治学严谨,教学一丝不苟,比如宋诗课,诗歌要一首一首地背诵,小考大考都得过关。汪曾祺说自己是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去上课,就包括朱自清先生的课,老师不生气才怪。

汪曾祺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里提到,系主任罗常培有一次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教书,教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信上说:“……该生素具创作夙慧……”文中没说这个学生是谁,其实就是汪曾祺自己。而熟悉汪曾祺昆明经历的人都知道,他后来去的是昆明郊外的一所中学,没去联大先修班。这是怎么回事呢?汪家子女在合写的《老头儿汪曾祺》中说了缘由:是朱自清反对,认为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还来当助教?这表明二人当时对对方的看法都有保留意见,关系是疏离的。

到了晚年,汪曾祺对朱自清的看法慢慢发生改变,在多篇文章中提及朱自清,且评价颇高,如《精辟的常谈》中说:朱先生早年写抒情散文,笔致清秀,中年以后写谈人生、谈文学的散文,渐归简淡,朴素无华,显出阅历、学问都已成熟。用口语化的文章写学术文章,并世似无第二人。

这是明面之褒扬,另有潜在的影响或所见略同。如汪曾祺于1977年所写的关于“花儿”的论文,其副题即“兼论新诗向民歌学习的一些问题”,他对“花儿”的分析研究是相当细致的,他提出的“花儿”多用双音节句尾、严别四声,以及“花儿”歌手用合乎格律、押韵的、诗的语言来思维,都值得新诗作者学习,这些见解颇为新颖,很有见地。

而朱自清在1947年出版的《新诗杂话》中,有一篇谈歌谣与新诗的文章《真诗》,从文中看,他应受前辈周作人歌谣理论的影响,而汪曾祺作为朱自清的晚辈,或亦受了其影响。《真诗》里说:“按诗的发展的旧路,各体都出于歌谣,四言出于《国风》、《小雅》,五七言出于乐府诗。《国风》、《小雅》跟乐府诗在民间流行的时候,似乎有的合乐,有的徒歌。——词曲也出于民间,原来却都是乐歌。这些经过文人的由仿作而创作,渐渐的脱离民间脱离音乐而独立。”“新诗虽然不必取法于歌谣,却也不妨取法于歌谣,山歌长于譬喻,并且巧于复沓,都可学。童谣虽然不必尊为‘真诗’,但那‘自然流利’,有些诗也可斟酌的学;新诗虽说认真,却也不免有不认真的时候。历来的新诗似乎太严肃了,不免单调些。”不难发现,汪曾祺的观点与朱自清的有相通之处。

汪曾祺对朱自清的态度前后之变化,应归于文学审美观念渐趋多元化及成熟。他认识到朱自清的学者散文与学术研究的价值,其自身的写作亦在汲取类似的成分,当然更能体会到昔日老师的作品之价值。

鲁迅

鲁迅之于汪曾祺,是一个绕不开的巨大身影。他曾说自己在下放期间发愿将鲁迅的小说和散文像金圣叹批《水浒》那样,逐句逐段加以批注。后来只整理了两篇,因故未竟其事。可见汪曾祺对鲁迅的推崇。

鲁迅对汪曾祺的意义大么?自然是很大的,汪曾祺的小说写作之蒙师,为废名、沈从文的乡土小说,而现代白话文学中乡土文学的脉络——由鲁迅首创,废名受鲁迅影响,沈从文又受废名影响,也即是说,源头在鲁迅这里,那鲁迅对汪曾祺的意义岂能不大。

但汪曾祺与鲁迅的心理或说精神距离近么?不算近,甚至可以说有些“隔”。汪曾祺是一位温情的知识分子,他一生追求的是和谐,其人生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随遇而安”,这与鲁迅之“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乃至反抗绝望是极为遥远的。汪曾祺和鲁迅有“隔”也就不奇怪了。

那汪曾祺在鲁迅身上寻找怎样的亲近之处呢?事实上,痕迹有许多,他说研究鲁迅的人中,谈鲁迅思想的较多,谈艺术技巧的少,现在有些年轻人已经读不懂鲁迅的书了,不知鲁迅的作品好在哪里,看来宣传艺术家鲁迅,还是我们的责任。这话很有意味,透露出汪曾祺看重鲁迅的艺术性。

还可举一篇文章为例。1956年9月,汪曾祺写《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里面说:“他曾经生活在丰富的民间文学的感性世界之中,对民间文学有广泛的知识和兴趣;民间文学曾经养育过他,这也成为了他身体里的狼的血液,使他切身地感觉着它的强壮的力量。”“鲁迅先生深知民间文学的人民性和艺术上的优越性,所以他主张采录时要忠实,他惋惜‘柳枝’、‘竹枝’、‘子夜’、‘读曲’的为文人润色而失去本来面目。”

熟悉汪曾祺的人会知道,汪曾祺在说着鲁迅,也就在说着自己。一位作家谈论另一位作家,时时在寻觅着契合点。……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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