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七期 2021-08-25 林建刚


│林建刚

 

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轰动当时的学术界,不过两个月,该书就被再版加印。虽然,这部书在当下评价不如其弟子辈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但在当时,却是一个领路人式的创举,一如胡适对白话文的推广。陈衡哲就是力挺胡适推动白话文的人之一。他们是学术挚友,也许,两人之间还有那么一点心动。

不能说的秘密

1948年,胡适离开北平。他先从北平飞往南京,接着又从南京乘车来到上海。任鸿隽与陈衡哲夫妇两人当时就住在上海。当时,陈衡哲与杨绛、钱锺书夫妇来往密切。据杨绛回忆:

胡适那年到上海来,人没到,任家客厅里已挂上了胡适的近照。照片放得很大,还配着镜框,胡适二字的旁边还竖着一道杠杠(名字的符号)。陈衡哲带三分恼火对我说:“有人索性打电话来问我,适之到了没有。”

紧接着,杨绛评价道:

问的人确也有点唐突。她(陈衡哲)的心情,我能领会。我不说她“其实乃深喜之”,要是这么说,就太简单了。

问的人似乎知道胡适来上海必先去见陈衡哲,唐突问之。陈衡哲“三分恼火”的反应与“其实深喜之”的矛盾颇耐人寻味。

见到胡适之后,陈衡哲还给他推荐了杨绛的剧本,胡适看过之后,觉得杨绛写得不错,很想见见杨绛,于是,在陈衡哲的安排下,胡适就在她家中见到了杨绛与钱锺书。据杨绛回忆,他们“很自在地把坐椅挪近沙发,围坐一处,很亲近地谈天说地”。

他们谈话的背后,则有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抉择。而在亲密老友家的这番“不足为外人道”的谈论中,胡适说的话最多。也许,胡适知道这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据杨绛回忆:

当时五个人代表三个家。我们家是打定主意留在国内不走的。任、陈两位倾向于不走,胡适却是不便留下的。

尽管他们彼此心照不宣,但他们都心如明镜。这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那天,胡适还有一个晚宴,主人家的汽车来接了,胡适要离开了。离开时的细节是耐人寻味的。据杨绛回忆:

适忙起身告辞,我们也都站起来送他,任先生和锺书送他到门口,陈衡哲站起身又坐回沙发里,我就陪她坐着。我记得胡适一手拿着帽子,走近门口又折回来,走到摆着几盘点心的桌子旁边,带几分顽皮,用手指把一盘芝麻烧饼戳了一下,用地道的上海话说:“‘蟹壳黄’也拿出来了。”说完,笑嘻嘻地一溜烟跑往门口,由任先生和锺书送出门(门外就是楼梯)。

陈先生略有点儿不高兴,对我说:“适之spoilt(宠坏)了,蟹壳黄’也勿能吃了。”我只笑笑,没敢说什么。“蟹壳黄”又香又脆,做早点我很爱吃。可是作为茶点确是不合适。谁吃这么大的一个芝麻烧饼呢!所以那盘烧饼保持原状,谁都没碰。不过我觉得胡适是临走故意回来惹她一下。

“蟹壳黄”是一种带芝麻的烧饼,是胡适老家安徽绩溪的一种小吃。杨绛认为“做茶点确不合适”,然而,陈衡哲专门把它摆了出来。胡适离开后又折回来“戳了一下”那盘芝麻烧饼,笑嘻嘻地跑开……这一切,杨绛都看在了眼里,只是都没有说破。

杨绛(1911)与陈衡哲(1890)虽相差21岁,两人却像“忽然相逢的朋友”,“非常说得来,简直无话不谈”。胡适走了之后,陈衡哲向杨绛说了一个秘密。对此,杨绛回忆说:

有一件事,她(陈衡哲)欲说又止,又忍不住要说。她问我能不能守秘密。我说能。她想了想,笑着说,“连钱锺书也不告诉,行吗?”我斟酌了一番,说“可以”。她就告诉了我一件事。我回家,锺书正在等我。我说,“陈衡哲今晚告诉我一件事,叫我连你也不告诉,我答应她了。”锺书很好,一句也没问。

陈衡哲到底有什么秘密“欲说又止,又忍不住要说”,只说给杨绛,连钱锺书都不能告诉呢?对这个秘密,杨绛文中用“因事隔多年而淡忘”搪塞过去了。倘容我做一个大胆的假设,我认为陈衡哲跟杨绛诉说的极有可能就是她跟胡适的爱情。通观杨绛这篇《怀念陈衡哲》的文章,虽然是怀念陈衡哲,但大量的篇幅写的是1949年胡适离开前在上海与陈衡哲的最后一面。作为陈衡哲的“闺蜜”,旁观者清的杨绛什么都懂。不过,她也跟当事人一样,将此事埋藏在了心底。……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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