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七期 2021-08-25 刘 超


│刘 超

 

文凭社会:世界的普遍现象

1979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的《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问世,随即在全球风行一时。年轻的柯林斯因此成为了该领域的一线学者,赢得了相当高的学术及社会声誉。

柯林斯所论,基本是美国景象(同期的欧洲亦近之),然而严格说来,以文凭作为专业人员的遴选标准和社会地位的评价标准,并非仅是“西洋景”,而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晚近之中国亦然。随着科举的废止,当时,国内外新式大学的学历已成为一种“新科举”,继续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一些并无真才实学的人,完全可以凭着一纸文凭——甚至仅是留洋镀金的经历而谋取要职、受到重用。与之相伴的,则是一些富有才学的人因为文凭问题而怀才难遇。

新文化运动时期,还在美国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倡导文学革命,名震一时,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注意。因此,胡适一回到中国,就谋得了北京大学本科教授职位,成为当时人才济济的北大中最年轻的“红人”,薪资要高于许多名宿。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候胡适并没有获得博士文凭。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籍档案和胡适自己留在大陆的档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收藏的胡适档案中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证书,都很清楚地表明,直到1927年,胡适才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在此期间,也有一批才二十多岁的博士,在北大担任教授(南方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亦有此盛况),所依仗的,多半也是一纸“洋文凭”。而没有文凭的梁漱溟,虽然才学过人,亦只能屈身为讲师,在校中不算得志。此时北大学风虽已大有改观,但多数学生仍很重视文凭。真正完全求学问而不珍视文凭的,毕竟不多。其中有一位朱谦之,强调读书为求学问,而非求文凭,因此他最后连毕业考试都不参加,空手离校,自然也就没得到北大文凭。后来朱氏虽依然卓有成就,但人生道路曲折,异于同侪,足见他多少还是受到了他所并不稀罕的“文凭”带来的压力。

1922年从北大毕业的陶希圣,可谓青年才俊,然而在与“海归派”的竞争中仍有着切肤之痛:“留学生‘学成归国’,便跃入……教师的上层,叫那些没有力量和机会出国求学之国内学生‘瞠乎其后’。”在与留学生的比较与竞争之中,国内学生显然不占优势。陶希圣是国内大学毕业而有任教经历的,进入商务印书馆任职,月薪80元。而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归国者,月薪120元;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者,月薪可到150元;欧美一般大学回国的留学生,月薪可至200元。牛津、剑桥、耶鲁、哈佛毕业回国后,又有大学教授经历者,“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250元,在待遇上顶了天”。较之当时一般的薪资水平,如此待遇可谓优渥之至。

当时与陶希圣共事的,有周鲠生、唐钺等欧美名校博士,收入均远高于陶,令他意难平。实际上,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人才缺乏,一般大学对教授资格的要求,并不十分严格。许多人只要大学毕业,出国游学,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或仅是访问研究一段时间,回国后就可以出任大学教授。因此,这并非商务印书馆对陶本人有成见,而是风气使然(按:唐钺此前曾任北大教授,离开商务印书馆后又曾任清华教授,陶希圣一举成名后亦曾回北大任教授,也算是与唐大致齐平了)。

这番遭遇并非陶氏一人的经历,而是那时青年的普遍际遇。1925年,萧一山以北大高材生的身份入清华任教,深得梁启超的欣赏和提携,然而只能屈居讲师教席。此前一年,年龄相仿的钱端升以哈佛博士身份回母校清华任教,年仅24岁,起步于副教授,次年便升为教授。同期,校内的海归派教师,如刘师舜、钱昌祚、叶企孙、陈达、陈岱孙、萨本栋等,也只有区区20多岁,但也大都是正教授。梁启超对这种过分拘泥于学历、迷信文凭的做法极为不满,于1923年公开批评道:“无论你多大学问的人,无论你有多少的博士头衔,你们初来我们大学教书,你只可当一位助教或副教授。”……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地  址:广州市明月二路66号同舟共进杂志社
邮  编:510600
电子邮箱:tongzhougongjin@126.com
联系电话:020-3830 8909
传    真: 020-3830 8918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明月路支行
开户名称:《同舟共进》杂志社
银行账号:44-032801040006507
020-3830 8908
联系(发行部)
邮发代号:46-56
如果您需要在我们同舟共进杂志上刊登广告,请联系我们!
020-3830 8901
联系(广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