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十期 2021-11-30 何书彬


│何书彬

 

1094年,福建德化,窑工们都深陷苦恼之中,原因竟是海外市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大增,而德化的瓷窑均是小窑。与工匠们一样焦虑的是海商们,远洋帆船要趁着季风出海,季风来临时若订货还没到位,就会耽误船期。

一个叫做林炳的窑工试图突破这一局面并成功试验拱鸡笼窑(圆拱形大窑炉),这不仅让容量大扩,而且烧制出来的瓷器也更显洁白。后来林炳亦因此被德化人尊为“窑坊公”。用大窑来烧制瓷器需要众人通力合作,这样可以一次烧制出两万多件瓷坯,能从容地完成订货。有些工匠还会在瓷器上模印阳纹“长寿新船”,以吉祥的字眼来为远洋航运祈福。

这时的泉州港已稳步进入鼎盛时期,德化是距离它最近的生产基地之一,瓷器出窑后,先运到泉南仓库区。这里紧邻晋江,浙江龙泉窑和景德镇的瓷器、苏杭的色缎、明州宁波)的草席、温州的漆器,甚至远在四川的草穹、云南的叶金……也都通过陆路或海路汇集到这里,然后装船,趁着季风飘洋过海。

近千年后,宋元时代的德化瓷器在日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叙利亚乃至北非被不断发现,还原了当时的世界图景。

中世纪的中国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扮演了“欧亚大陆经济发动机”的角色,而泉州港则是那个时代的“天下之货仓”。1346年,当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造访中国时,像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样,他的首站是“刺桐城”。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城市……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

然而,这一切快速成为了历史,并在持续几百年的时间里像个谜语,谜面是“刺桐城”,谜底“泉州”则要等到上世纪20年代才由学者们证明出来。

“吉祥的世纪”】

一座城市的精神、风格、规模及其命运的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地理,这对泉州来说也不例外。

泉州的海外贸易取得长足发展是在五代十国,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这是一段不被注意的过场,然而“对于泉州港来说,无疑是个吉祥的世纪”。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原馆长王连茂说起这一时期的泉州言辞激动——地方割据势力为了应付庞大的统治开支,不遗余力地“招徕海上蛮夷商贾”,同时鼓励本地海商力量的兴起。其间,泉州与海外贸易有关的陶瓷业、冶炼业和丝织业也得到长足发展,并在一开始就展现出和海洋贸易紧密相连的特征:五代王延彬治理泉州时,命航运使李建兴“建窑为陶工之役,以充蛮舶交易”。

在很大程度上,这对于泉州是个必然的选择。五代时,被重重大山阻隔的泉州已经是全国范围内人口最稠密的三个地区之一,人均耕地比其它省份少得多,如是,向海洋寻求贸易就成了很自然的方向。

在更大范围内,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出现了中断和堵塞,北方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方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分量渐重并开始赶超北方。再加上已经兴起的阿拉伯国家对海洋贸易的热忱,到唐中期以后,“海上丝绸之路”成了中外交流的主要途径。

随着海外贸易的兴起,五代后期,泉州的治理者相继对泉州城进行扩建,使之周围长达20里,是唐城的近7倍。千百年来,中国的城市一直为了统治需要而建,王族、官僚和军队是城市的主角,手工业和商业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统治的需要。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城市都是方块格局,政治机构位于城市的中心,商业活动处于严密控制之下,市场有固定的地方,其开放时间由更鼓来宣布。但是现在的泉州城变得极不规整,精心计划的新城几乎完全依照商业的需要而建,外城内的道路沿着晋江平行,同水路运输的连接度成倍加强,这样,从远方运来的香料就可以很方便地进入陆上市场。

泉州的海外贸易氛围在这一时期迅速增长。王延彬任泉州刺史20多年,“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称‘招宝侍郎’”,中国的“陶瓷铜铁,泛于蕃国,取金贝而还,民甚称便”。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海商在这一阶段成功地参与到以往几乎被阿拉伯商人所垄断的海洋贸易中来,泉州港的国际转口贸易蓬勃发展,来自南海诸国的珍货香药等,被闽南商人大量转运华北以及朝鲜半岛、日本;与此同时,闽南商人购入纺织品及陶瓷,以供出口南洋、朝、日等地。在马六甲海峡以西,中国的商业力量也在拓展。……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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