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3-01 丁磐石
我于1945年春考入燕京大学,那时燕大已内迁抗战大后方成都。
“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大校歌词句)。一入燕大,我就感到进入了一个讲科学讲民主的新天地。学生读书气氛浓厚,校内各种社团林立,壁报满墙,都是在探讨时事和理论学术问题。新闻系编辑出版的学生报纸《燕京新闻》,因多有民主自由的宣传,很受燕京学生和成都各大学同学的欢迎。我参加了 “新生读书会”,常能看到《新华日报》,阅读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报告《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与昆明西南联大一样,成都燕大也被誉为抗战大后方的一个“民主堡垒”。
因受学校进步思想的熏陶,1945年末我参加了进步学生的秘密组织,1948年初入党,后来去了解放区。现在我年已耄耋,每每回顾自己的生平,深感在燕大的三年半为时虽短,却是我大半生所学知识最多、心情最舒畅的时期。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燕大这一校训是经司徒雷登确定的。校训是办学宗旨的集中体现,也促使学校形成了良好的校风。1923年,洪业来校任教务长,司徒雷登很赞赏他规定学生总平均成绩不及格则应退学的主张。这个规定实施的第一年,全校420多个学生中便有93个因此被勒令退学。以后燕大始终沿袭这一规定。
我一入燕大,就发觉无论中国教授还是外国教授,对我们这些还不满20岁的年轻后生皆以某某“先生”相称,而决不直呼名字。教授不仅在课堂上认真讲课,而且欢迎学生课余到他们家中谈心,进行学术、思想问题的交流。年迈的邓之诚教授更让学生到自己家里上课,形成别具特色的“座谈会”。顾颉刚先生指导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生,也是用座谈的方式,鼓励学生提出不同意见。一次探讨中,当时尚为研究生的谭其骧当场表示异议,顾先生竟让谭写成更为详尽的书面意见。以后,顾先生就是以这类讨论为依据,写出了好几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司徒雷登一贯支持中国学生爱国运动,对日本侵略者不屈不挠。抗战胜利后,他的声望如日中天。1946年6月24日是他的七十华诞,燕大特别举行盛大庆祝活动。那时,我已随校复员到北平燕园,故有幸躬逢其盛。
那两天,给司徒雷登的贺信、贺电、贺礼络绎不绝,其中有蒋介石的,有北平军调处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将军的。6月24日当天,燕园可谓宾客盈门,“冠盖云集”。尤其是司徒雷登的住所“临湖轩”更是热闹非凡。代表蒋介石政府前来庆贺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张在当时的文化界颇有影响,但他那日完全被“冷落”了——因为叶剑英成了众人特别是学子们关注的对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叶剑英,这位赫赫有名、能文能武的中共将领真是气宇轩昂,举止大度。他那天身着浅黄色的军便服,说话庄重和蔼。我和很多同学都尾随他去“临湖轩”,为的是能一睹风采。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燕大被并入北大,但人们仍津津乐道司徒雷登为中国培养人才的感人业绩。上世纪80年代晚期,有思想极“左”之人在报上发文说,“司徒雷登办燕大是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培养洋奴服务的”。这是对司徒雷登、对燕大的污蔑。燕大桃李芬芳满天下。事实充分说明:司徒雷登一手创办的燕京大学,在仅存的短短33年间,为中国培养出大批各类人才,其中很多都是各个不同领域里顶尖的、具有很大影响的精英。比如:
从燕大毕业的“两院”院士共56人,其中有获得国家最高奖的半导体科技专家黄昆和石油化工专家侯祥麟。
在医学界,则有一代名医吴阶平、曾宪九、黄家驷、吴蔚然、方圻、胡亚美、翁心植,以及获得国家最高奖的华益慰、荣获“南丁格尔奖”的王秀英等人。
在文艺界,则有大名鼎鼎的冰心、萧乾,著名导演焦菊隐、熊佛西,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黄宗江、黄宗洛和音乐家沈湘等。
在史地学界,除前面已提到的名学者外,燕大学生谭其骧、侯仁之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在社会科学方面,燕大也出了不少著名学者,如费孝通、雷洁琼,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经济学家费景汉等。
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集中了很多中国外交精英,其中来自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竟达7人之多,占代表团总人数的1/3。
司徒雷登曾经说过:“有一段时间中国新闻机构派往世界各大首都的代表全是我校的毕业生。”情况确实是这样。日本无条件投降,在密苏里号军舰举行的受降仪式中,中国派出三位记者,竟然都是燕大新闻系培育的学生。上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新华社及其驻英、美的首席记者也多是我在燕大的同窗。
燕大还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外交家。著名的有黄华、龚澎、新中国的女大使龚普生以及曾担任我国驻英、美及联合国的大使柯华、韩叙、凌青等人。与我在燕大同年级的周南同志则是我国政府与英国政府谈判收回香港、澳门主权的主要代表,曾任中方在香港的负责人。
燕大学生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且多有国际知名人士。如旅英女作家凌淑华,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美国有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任历史学教授,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名学者则有邓嗣禹、王伊同、房兆楹、杜连等。国际岛田大奖是由50位汉学研究国家评委组成的汉学最高奖项,其首届获奖者中就有燕大旅美东方美术史权威何惠鉴、生物学家吴瑞、历史学家何炳棣等。
燕大北京校友会新近编写了《群星灿烂》一书,从中可以看到更多著名学者的身影。读过此书,不难明白,为何燕大能在艰难的年代里为学子们撑起一片绿荫,最终成就群星灿烂,“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
燕大虽已不复存在,但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不会消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原副总编辑、《燕京学报》主编)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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