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十一期 2021-12-30 王学斌


│王学斌(文史学者)

 

家风家教是每个人成长的起点,是人生不断进步的加油站,父母长辈、兄弟姐妹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无疑为个人发展、家族传承提供了宝贵资源。

古人素重身后名。一人即使生前博学多才、德厚流光,但身后毕竟终将化成抔土、趋于萧索。如何让毕生修养和体悟得以延续,士人们纷纷选择重视家教、涵养家风,从而令德行可以子孙承继,代代维系。

两宋之时,士林兴盛,其中有一位人物,被众人公认为“一代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同时此公更是言传身教,严修家风,从而泽被子孙,一门多有俊秀英才脱颖而出。如此盛况,后人不禁赞其“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这位大贤,便是以“先忧后乐”享誉后世的范仲淹。

通览范门家风,所涉甚广,堪称历代优秀家风之范本。粗略看来,最核心的内容可大致包括忠义、勤勉、孝悌和持俭四个方面。

“先天下之忧而忧”】

古代士人治学问道,无不自立志起。恰如王阳明讲的,“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君子当立治国平天下之宏志,贯穿其中的精神气质必有“忠”“义”二字。范仲淹自求学起,便怀有大志。一日,范与几位朋友外出散步,走入一座寺庙求签。当他问签可否做宰相时,签答:“不能”。他接着问:“能否为良医?”签答:“不能。”此结果令范氏不觉郁闷,心中遂暗暗种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抱负。也正是于此信念激励下,日后即使官居要职,他始终未忘记经邦济世、直道而行的初心。

初入政坛,范仲淹担任的职务是广德军司理参军,可谓极不起眼的九品小官。然而,人微未必言轻,无论职务大小,不管岗位轻重,但凡在其位,一定要谋其政,范氏严谨的为官之道,在此时已初露峥嵘。范氏时常抱着卷宗“与太守争是非”,哪怕惹得太守动怒。每次争辩完毕,范仲淹回到住处,还把今后要继续讨论的问题写在房中屏风上,日积月累,等他结束在广德军的工作时,屏风上已无余地再多写一个字。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守孝期满,再度回归宦海。在晏殊的力荐下,他获得秘阁校理一职,职级不高,却地位优越。晏殊举荐范仲淹并非出于私心,而是认定他“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果然没多久,范仲淹就仗义执言,顶撞了掌握朝廷实权的刘太后。

彼时宋仁宗尚年幼,真宗遗诏中规定刘太后可对“军国重事,权取处分”,甚至有佞臣解释“天圣”年号,可拆字为“二人圣”,即指仁宗与刘太后两位“圣人”。刘太后前后总计垂帘十一载,仁宗朝前期的政局与政策多出自其手。《宋史》评曰:“当天圣、明道间,天子富于春秋,母后称制,而内外肃然,纪纲具举,朝政无阙失。”

到仁宗将近20岁时,刘太后依旧没有打算“还政于君”的意思,范仲淹便借着一年冬天为太后祝寿的仪式之机,递上了一道奏折:

臣闻王者尊称,仪法配天,故所以齿辂马、践厩刍尚皆有谏,况屈万乘之重,冕旒行北面之礼乎?此乃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也。陛下果欲为大宫履长之贺,于闱掖以家人承颜之礼行之可也。抑又慈庆之容,御轩陛,使百官瞻奉,于礼不顺。

或许刘太后觉得区区一个秘阁校理的谏言无足轻重,并未有回应。范仲淹不依不饶,又写一折《乞太后还政奏》,直言规劝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两道折子一上,太后还没有反应,却已吓坏了晏殊。被欧阳修称之为“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的晏殊,自然将范仲淹指责了一通。范氏即刻书写《上资政晏侍郎书》长信一封,自道“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故而秉持“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的原则,坚决反对“少言少过自全”的作法。可以说,此信既是写给晏殊的,也是写给自己的座右铭,《宋史》对此有鲜明的褒奖,评价范“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范仲淹倡之”。

宋仁宗亲政后,宰相吕夷简当权,滥用私人,结党营私。范仲淹为了匡正风气,绘制了一幅《百官图》献给皇帝,隐晦地点到吕氏以权谋私的行为。孰料吕老奸巨猾,反戈一击,范仲淹被贬至外地。至交梅尧臣写了一首《灵乌赋》寄给范氏,劝其莫过于耿直,免遭杀身之祸。范仲淹回赠一首《灵乌赋》,义正言辞地表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此名言与其另一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样千古流传。

受乃父熏染,几位范氏子弟从政后亦非常讲求气节。次子范纯仁两度出任宰相,其但凡引荐人才,一定会以天下公议为依据,且从不告知被荐者是他在背后加以力推。于是有人劝告范纯仁:“当宰相,怎能不笼络天下士子,让他们知道都是出自你的门下?”范回答:只要朝廷所用不失正直之人,何必使他们知道出自我的举荐?”《宋史》对范纯仁的评价很高,言:纯仁性夷易宽简,不以声色加人,谊之所在,则挺然不少屈。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前后任子恩,多先疏族。”……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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